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共產黨宣言》漢譯本與馬克思主義話語中國化研究”負責人、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把德語、俄語、英語、日語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文本翻譯成漢語文本，實現馬克思主義話語中國化。《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是發(fā)行量最大、影響范圍最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之一。在國內，不同時期不同譯者對《宣言》進行過多次翻譯，出現了眾多譯本。厘定和甄別《宣言》漢譯本的種類、刊布情形，梳理其版本源流，是詮釋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我國傳播、發(fā)展的重要前提。當前，部分學者詳細考證了不同時期《宣言》漢譯本的作者、底本、版本、出版日期、翻譯背景等基本情況，取得了不少共識。然而，在《宣言》漢譯本的數量、判別的標準以及不同版本間的內在關系等方面仍然認識不一，尚待深入探討。

新中國成立前《宣言》漢文全譯本考證

當前學界對《宣言》漢文全譯本數量的統計存在分歧，存在十譯本說、十二譯本說、二十三譯本說等。從 1920 年到 1948年間，新中國成立前五個譯本得到了學者們的肯定，它們分別是：1920年陳望道譯本，1930年華崗譯本，1938年成仿吾、徐冰譯本，1943年博古譯本，1943年陳瘦石譯本。其中，陳瘦石譯本是唯一一個由非共產黨人翻譯的譯本。

另外，對于新中國成立前《宣言》漢文全譯本的厘定，喬冠華校譯本是在修訂和完善1938年成仿吾、徐冰譯本的基礎上形成，學界對1948年香港出版的喬冠華校譯本是否應算作獨立譯本的認識不一。通常而言，由不同譯者翻譯的同一本書，就是這本書的不同譯本。不過隨著譯本的傳播，不少后來的譯者在翻譯時都會參照前人的譯本，如華崗在翻譯《宣言》前已經學習了陳望道譯本。

就當前國內發(fā)現的三種喬冠華校譯本來看，封面寫的都是“馬克思、恩格斯著”，“成仿吾、徐冰譯”。封面并沒有署校譯者的名字，但在“校后記”中進行了說明。因此，如何來界定該譯本成為學界頗有爭論的問題。

從參考藍本來看，成仿吾、徐冰翻譯時參考的是德文版《宣言》，而喬冠華則參考了英文版；從譯者來看，譯者由成仿吾、徐冰變成了喬冠華，三者在知識結構、理論視野、對《宣言》的理解上都存在較大差異。另外，兩個譯本相距十年之久，在校對過程中喬冠華也加入了自己的理解。重要的是，他在校譯過程中克服了成仿吾、徐冰由各譯半部產生的前后術語使用不一致的現象。從內容變化的幅度來看，喬冠華在校對過程中對成仿吾、徐冰譯本進行了百余處修改，不僅對文章的術語進行轉換，如把“有產者”改為“資產階級”、“占有”改為“剝削”等，而且對部分語句進行了實質意義的修改。因此，雖然喬冠華是對成仿吾、徐冰譯本的校訂，但就內容而言，無論是語詞變更、話語轉換還是實質意義修改，都具有較大的研究價值。從這個角度分析，喬冠華譯本顯然是一個新譯本。

新中國成立后《宣言》漢文全譯本考證

當前，學界對新中國成立后《宣言》漢譯本統計中，1949年莫斯科百周年紀念本、1978年成仿吾譯本作為新譯本不存在爭議。但《宣言》漢譯本被不斷修訂、轉載和重新翻譯。1953年成仿吾譯本，1954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中收錄的《宣言》譯本，19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收錄的《宣言》，是修訂、轉載已有的譯本還是獨立的新譯本，以及中央編譯局修訂翻譯的四個文本應該如何界定，都存在爭議。

第一，關于1953年成仿吾譯本。成仿吾在《我翻譯〈共產黨宣言〉的經歷》中曾提及該譯本“為了紀念《共產黨宣言》出版一百零五周年，我于 1952 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又將延安版稍加校正印出了很少份數，供校內使用”。可以說，成仿吾確實對1938年譯本進行了修訂，只是與1938年成仿吾、徐冰一人一半對書籍進行翻譯不同，1953年修訂時就“沒有去麻煩徐冰同志了”。此后成仿吾根據毛主席關于準確性、鮮明性與生動性的原則，以1938年譯本為基礎，參照1848年德文原版對《宣言》再次展開校正，形成了1978年譯本。鑒于譯本是由同一作者進行的第二次修訂，研究中應將兩者歸為同一“系統”。因此， 1978年成仿吾最后一次校訂的《宣言》應該視為獨立譯本，而1953年校訂本則是一個階段性的校對本。

第二，關于1954年譯本與1958年譯本。為紀念《宣言》出版一百周年，蘇聯組織專家學者把1848年德文版《宣言》翻譯成中文，并附上馬克思、恩格斯撰寫的七篇序言，由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于1949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宣言》百周年紀念本。新中國成立后該譯本傳入中國，并在中國被不斷翻印、轉載與校訂。查閱1958年人民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文選》所附的“重印后記”，可知該書中收錄的《宣言》主要是轉載自莫斯科百周年紀念本，“第一卷所載共產黨宣言基本上按照原已由唯真?zhèn)�人負責譯校出版過的[百周年紀念版]譯本轉載……”無獨有偶，在1958年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后面的“譯后記”也有類似的表述，“‘共產黨宣言’一文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中譯文的基礎上校訂的，由唯真同志最后定稿，并請朱文叔先生從中文上提過修辭意見”。可以說，1954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刊載的《宣言》、19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收錄的《宣言》都是對莫斯科“百周年紀念版”的“轉載”“校訂”，而非重新翻譯，這三個文本應該歸為一個“系統”。

第三，關于中央編譯局的《宣言》譯本。中央編譯局在不同時期對《宣言》進行重新翻譯，形成了1964年9月本、1978年6月本、1995年6月本、2009年12月本。具體信息如下：1964年9月本（收錄在1972年5月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1版）、1978年6月本（收錄在中央黨校編《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選讀》，并于1992年3月出版單行本）、1995年6月本（收錄在1995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并于1997年8月發(fā)行單行本）、2009年12月本（收錄在當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并于2014年12月發(fā)行單行本）。

當前，對中央編譯局的譯本存在兩種劃分方法，一種認為應將四個文本視作一個整體，統稱編譯局譯本；另一種則認為編譯局每一次修訂本都可以算一個新譯本。根據譯本、版本的概念，中央編譯局的四個文本是同一譯者在同一出版社出版的不同版次而已，將它們劃分為一個譯本有一定合理性。但四個版本年限跨度和修訂力度都比較大，僅注釋就發(fā)生了從1964 年版的29個增加到1978年版的44個，再增加到1995年版的47個，最后減少為2009年版的45個的變化。而且，每次修訂都是建立在國家層面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認識有較大發(fā)展基礎之上，建立在新文獻挖掘與參考之上，每個版本都有較大的研究價值。借鑒龔育之先生對《毛澤東選集》版本的界定方法，應將其視為“中央編譯局譯本系統”，既反映版本之間的內在更替，又反映每個版本的更新和差異。

綜上分析，當前可考證的《宣言》漢文全譯本在新中國成立前存在六個，分別是1920年陳望道譯本，1930年華崗譯本，1938年成仿吾、徐冰譯本，1943年博古譯本，1943年陳瘦石譯本，1948年喬冠華譯本；新中國成立后則存在三個，分別是1949年莫斯科百周年譯本、1978年11月成仿吾譯本以及包含四個版本的中央編譯局譯本系統（分別是1964年9月本、1978年6月本、1995年6月本、2009年12月本）。《宣言》的翻譯史也是馬克思主義真理在中國傳播的歷史，不同時期的《宣言》譯本、版本共同見證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發(fā)芽，不斷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歷程，也見證了中國共產黨人不斷自我革命、堅持不懈追求真理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