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與形成研究（1931—1956）》［17CSS004］的階段性成果

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作為一個整體，以其強烈的現實關懷、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豐碩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史壇獨樹一幟，成為20世紀西方史學的重要流派之一，堪與法國年鑒學派、美國社會科學史學派鼎足而立。以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和愛德華·湯普森為代表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的成長，與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密不可分。霍布斯鮑姆認為，歷史學家小組是一種真正的合作團體，其成員通過持續的交流發展了高度個人化的研究。湯普森也認為歷史學家小組是知識分子開展研究的一種理想模式，“他們有自己的期刊、自己的理論和實踐中心”，他們“只為社會變革而工作”。二戰之后，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以歷史學家小組為中心，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新解釋和書寫歷史，改變了人們對歷史的看法，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合法地位。歷史學家小組孕育了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被稱為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搖籃。

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建立，緣于1946年為討論莫爾頓《人民的英國史》的修訂問題，它既是“人民陣線”精神勝利的結果，也是對冷戰產生的痛苦的一種回應。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甚囂塵上，這迫使共產國際改變階級對抗政策，轉而于1935年公開支持“人民陣線”，要求共產主義者團結起來反抗法西斯和戰爭。二戰的爆發，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而言是一次驗證機會，它證明了所有愛國階級為激進目的而聯合起來的可能性。湯普森曾回憶這段經歷：“一支堅毅而靈巧的平民軍隊，對傳統的軍事德行日益憎恨，這是一支反法西斯和自覺地反對帝國主義的軍隊。這些軍人的選票使英國工黨在1945年獲勝……很多人充滿了社會主義的信念和希望，他們比現在的工黨領袖要早很多……我們的希望也許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我們過度理想化，沒有充分提防在我們背后出賣我們的人。”湯普森所說的“出賣我們的人”是指工黨政府，因為戰后上臺執政的工黨并沒有對社會結構和生產關系進行改革，而且工黨政府的反蘇外交政策預示了冷戰的到來。戰爭期間在“人民陣線”旗幟下團結起來的人們在冷戰面前變得冷漠，英國共產黨甚至感到自己被認為是國家內部的敵人。這樣，在“人民陣線”精神鼓舞下取得的反戰勝利與冷戰帶來的痛苦形成了劇烈反差，歷史學家小組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建立起來的。

冷戰時期兩個陣營的思維模式，使英國共產黨和歷史學家小組必須選擇一個陣營，他們選擇了蘇聯陣營。時任歷史學家小組主席的克里斯托弗·希爾在1948年撰寫的《馬克思主義與歷史》一文中指出，研究歷史是為了改變未來。霍布斯鮑姆后來回憶道：“對我們和黨來說，歷史——資本主義發展到當前階段，特別是在我們國家的發展——已經將我們的斗爭放到它的議程上，并且保證我們最后獲得勝利。”歷史學家小組堅信他們所進行的是一場“思想的戰役”，是“在人的意識之間進行的階級斗爭”，而歷史研究在這場戰役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為擺脫美國對英國的文化威脅，1952年時任歷史學家小組主席的羅德尼·希爾頓建議，歷史學家小組以英國歷史傳統作為爭取國家獨立的武器。他在《歷史學家小組與英國傳統》一文中指出，英國資產階級跟在美國后面亦步亦趨，英國保守黨和工黨右翼已經將國家出賣給美帝國主義，因此動員民眾的愛國本能來反對這種出賣行為具有首要的政治重要性。而且更為嚴重的是，資產階級為了愚弄人民，已經從小學教科書開始篡改英國歷史。資產階級把戰爭美化成建立偉大國家的插曲，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幾乎毫無例外地無視被剝削階級在歷史進程中的獨立性和創造性作用。為此，希爾頓呼吁將英國人民真正的歷史——人民反抗和人民作為創造者的歷史——還給他們。希爾頓認為，歷史學家小組必須“廣泛地傳播我們理解的歷史”，“必須公開英國人民輝煌而富有斗爭性的過去”。簡言之，歷史學家小組要贏得“思想的戰役”，要維護英國的國家獨立，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版本的歷史書寫反擊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版本的歷史解釋，這集中體現在歷史學家小組關于英國內戰的歷史書寫中。

歷史學家小組之所以關注英國內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17世紀的英國內戰與20世紀的二戰之間有一些可供參照比較之處：英國民眾投入二戰的目的并非只是為了擊敗納粹與法西斯主義，而是為了創建一種更加公平的社會秩序。如同“以武力獲得自由”的思想啟發了1647年內戰時期克倫威爾所領導的“新模范軍”中的基層官兵。此外，兩個時期的地緣政治也有相似之處：內戰時期英國面臨清教陣營與西班牙（天主教）陣營的抉擇，二戰后英國面臨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選擇。在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看來，前者是進步的、愛好和平的和反帝國主義的，后者則是反動的、好戰的和反民主的。他們通過訴說英國內戰中選擇清教陣營而成功粉碎了天主教反動勢力，呼吁英國現在應該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為了證明英國共產黨支持蘇聯的政策是正確的，歷史學家小組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新解釋英國內戰，反對輝格派和費邊派史學家對英國內戰的傳統解釋。輝格派史學家承認內戰在英國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地位，也不否認內戰的性質是革命的，但他們強調這場革命是由非革命性的因素所引發。在他們看來，英國內戰與階級無甚關聯，這自然成為強調階級斗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批判的對象。與之相比，費邊派史學家則沉醉在漸進主義傳統之中，故意舍棄馬克思主義中的革命性內容，為工黨的政策背書。面對輝格派和費邊派史學家對英國內戰的解釋，歷史學家小組認為“壞的歷史”導致“惡的政治”，因此必須重新檢視英國內戰的歷史，發掘其革命與階級斗爭的意涵，接續有利于工人運動的英國激進政治傳統。希爾在1940年出版的《1640年英國革命》中，認為17世紀英國革命是英國歷史發展中的一個決定性轉折點，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他的觀點得到道娜·托爾等人的支持，獲得歷史學家小組的認可。1948年，歷史學家小組發表《都鐸與斯圖亞特時期英國的國家與革命》一文，采納了希爾等人的看法，認為1640—1649年的英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它掃除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使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成為可能，對世界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

由是觀之，在冷戰的氛圍中，歷史學家小組的馬克思主義歷史書寫具有十分明確的政治立場與訴求。歷史學家小組在從1946年成立到1956年重組的十年間，積極將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書寫歷史與為英國共產黨服務結合起來，通過持續地與資產階級史學家爭奪歷史解釋的話語權，提升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力，為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書寫范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