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近佛與變雅：北宋中后期文人學佛與詩歌流變研究”負責人、西南民族大學副教授

北宋中后期詩歌流變與該時期佛教的發展變化及儒學的豐富完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士大夫學佛特點及其佛學思想體系的構建生成過程，與其詩歌典故運用、書寫內容及詩美呈現關系密切。在當時儒釋整合的學術發展趨勢下，文人學佛特點、研習方式等亦出現發展變化，文人學佛變化與詩歌流變之間存在著值得重視的內在聯系。

文人學佛特點變化與該時期文化整合趨勢相一致

北宋佛教獲得了空前的發展。與文化的繁榮相一致，佛教亦呈現士大夫佛教的發展趨勢，自唐代以來之禪教合一發展思路終于在北宋實現。伴隨文化的繁榮，文化整合的趨勢愈發明顯。文化整合是以固有的文化標準為主體，對一些龐雜乖離的文化因素加以修正協調，使之成為比較一致的行為或思想模式。整合過程既是一個文化形態對創新的選擇，又是對借用的文化因素的形式、功能、意義或用途的修正。士大夫對于佛教的重視與研習，實際上正是此一時期“文化整合”的組成部分之一。

北宋中后期作家眾多，而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以及前期江西詩派諸人可謂此時期的代表文人。他們學佛方式、所接受佛學思想的不同，亦具有極大的代表性，他們在此方面的差異，彰顯了北宋中后期文人學佛特點的變化與儒學發展關系的差異。相比而言，王安石之學佛比較純粹，其學佛路徑可用“藉教悟宗”來概括。他從研習佛教般若空觀開始，逐漸達到了對佛教平等觀思想的深化理解及對禪悟境界的體認。蘇軾學佛則彰顯了一定程度上的融通其他學說的特點，他借鑒道家相生相待的理論，使之與佛教相對主義實現對接，由此實現了佛學理解上的突破。黃庭堅學佛之一大特點即是融通儒釋，其對佛教修行方式的理解與其對儒學修養工夫的闡發存在相互對應的關系，而其追慕之境界亦呈現了儒釋兼具的特色。江西派諸人之學佛強調將禪學理念通過親證轉化為個體經驗，由此實現對禪悟境界的更深體驗。他們的學佛方式與其儒學修養呈水乳交融之雜糅狀態，這與黃庭堅一脈相承，亦是江西派將黃氏作為文化人格范式的原因之一。

詩人學佛并行諸詩歌創作的行為，為宋詩提供了新的題材。在塑造宋詩不同于唐詩的新品格方面，文人的學佛行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且，隨著儒釋整合趨勢的漸趨明顯，儒林文苑的界限也日漸模糊，在北宋后期出現了全祖望所謂“詩人入學派”的普遍現象，士大夫對禪學的研習與其闡發儒學修養理論的自覺意識相結合，使北宋后期詩人大多標舉氣格，鄙棄流俗，以日常生活、師友親情等為詩歌的主要書寫內容，詩風呈現向自在平和發展的整體風格態勢。正如繆鉞先生指出：“凡唐人以為不能入詩與不宜入詩之材料，宋人皆寫入詩中……余如朋友往還之跡，諧謔之語，以及論事說理、講學衡文之見解，在宋人詩中尤恒遇之。”

文人學佛促成了該時期詩歌語言風格的變化

北宋中后期詩歌中佛學典故的運用發生了三個變化：其一，出自禪宗語錄、公案之典故漸漸占據了壓倒性優勢；其二，從借用佛經詞匯、運用語典到融攝禪宗公案事典；其三，由用之于再現到用之于表現。

宋代士大夫所接觸之主要佛教宗派即為禪宗，加之士大夫因復興儒學之自覺意識而對“心性論”問題興趣濃厚，因而禪宗關于明心見性等問題的論述，成為此一時期詩歌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佛學內容，而且禪宗語錄、公案漸成詩歌中佛學典故的主要來源，在與佛經的對比中占據了壓倒性優勢。原因在于士大夫佛學修養的普遍提升，他們已不再滿足于閱讀一般佛經，而是意欲通過吸收禪宗明心見性等學說，運用至儒學的豐富發展中。同時，這也是文學疆界發生變化的一種表現——北宋中后期詩歌大量融攝佛禪語言入詩，實質上就是文學改變自己疆界的一種表現，是詩歌系統打破宋初固化狀態的表現。隨著至北宋中后期士大夫復興儒學意識的自覺化，他們發現了原有詩歌語言系統之外的資源，而在文學上的自覺追求則使他們有意融攝新典故進入詩歌創作，因而士大夫在研習佛學這一新的文化資源時，也將佛學詞匯、公案故事運用入詩，以此來更新并豐富詩歌語言系統。

佛學典故在進入詩歌語言的最初階段是繁雜多樣的，但隨著禪學語境的形成及士大夫融通儒釋之自覺意識的增強，佛學典故來源也逐漸穩定在了以禪宗語錄、公案為中心的范圍內。此一時期追求“雅健”的詩學主張落實在詩歌句式上即是對多主語、多謂語或主謂式、動賓式句式的偏愛，這在山谷詩中即多次出現，如“機巧生五兵，百拙可用過”“二三名士開顏笑，把斷花光水不通”。而禪宗公案則即可用某一名詞指稱之，又可以融攝為一句或數句詩句的特點，符合了這種創作需要。如福州大安禪師用牧牛來喻修道，這既可用“牧牛有坦途”“青草肥牛脫鼻繩”來言說之，亦可以用“露地白牛”來指稱之。因而融攝禪宗公案、運用事典入詩漸成佛學典故融攝的主要方式。

士大夫對雅健風格的追求，使他們將人格精神、人生境界看作是決定文學創作高下之因素，因而詩人慣常于詩歌中表現主體的人格精神，而處于儒釋融合趨勢下的文人理想境界兼具儒釋特點，故佛學典故的運用亦由用于抒情表意、摹景狀物轉變為用于書寫主體之人格精神、人生境界，這也折射出了此時期詩歌由注重再現到注重表現的轉變。如黃庭堅詩：“凌云一笑見桃花，三十年來始到家。從此春風春雨后，亂隨流水到天涯。”其用凌云志勤禪師見桃花悟道來表達隨緣自足、無心任運的瞬間感悟，主體豁達的氣度超越了貶謫的苦難，這種綿歷世事后的灑脫氣度反比沉痛的人生自述更具藝術感染力，同時亦將典故的禪學意蘊與自我精神的表現融為一體。

學佛改變了詩人創作思維與觀物方式

在北宋中后期詩歌流變過程中，詩人創作思維的轉變則更能體現時代特色，佛學不同于本土儒道思想系統的顯著特點之一，即是強調觀想世界時任外物沄沄而覺心不動，這種靜觀與詩歌創作思維無疑具有相通之處。此時期詩人對佛禪靜定觀照方式的運用，經歷了一個由沿襲到創造性運用的過程，經歷了一個由單篇書寫靜觀所得，到書寫靜觀所得為增強全篇層次感服務，再到將佛禪靜定與儒家修養功夫融通無間并以之觀想外界的過程。

儒釋整合的學術發展趨勢昭示了士大夫接收佛禪思想的特點，在借鑒禪學“反觀”方法論以豐富儒學內省修養功夫的同時，禪宗平等該羅的觀照方式取代明鏡映物成為了士大夫觀想外界的主要方式，作者更傾向于書寫平等該羅觀物時所獲得的“渾然與物同體”的感悟。從現象學的角度分析，平等該羅式的觀照更接近于一種多形的潛在設定的行為，而明鏡映物式的觀照則接近于單形的本質直觀行為。觀照方式的變化使得北宋中后期詩歌中慣用多形行為的書寫凸顯創作主題的人格精神，手法上命意曲折的一面更加突出，風格則明顯趨于灑脫隨緣、自在平和。詩人運用佛禪靜定觀照方式的變化，與詩歌的流變亦有著密切關聯，是北宋中后期詩歌逐漸走出唐詩創作方式的范疇，而漸具自我特色的一種具體表現，即強調人格修養與文學創作之間的緊密關聯，強調詩歌是主體人格精神、人生境界的外在表現。至于其轉變之原因則與當時儒學復興及文苑、儒林合流的趨勢有著直接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