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傳抄古文整理與研究”負責人、吉林大學教授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書同文字，其他六國文字遂廢而不行，所以秦漢時期主要的通行文字是秦篆和隸書。除此之外，漢代還出現了一批以孔壁竹書為代表的古文經書，它們都以六國文字寫成，這些文字形體經過人們輾轉摹寫得以流傳，并被保存至今，成為傳世古文字資料，學術界稱之為傳抄古文，或簡稱古文。古文主要保存在《說文》、三體石經、《汗簡》、《古文四聲韻》、《集篆古文韻海》、《訂正六書通》以及碑刻、書畫、璽印等材料中。

古文材料與學術研究

古文形體因屢經傳抄、摹寫以至發生訛變，不易辨識，但其學術價值卻十分突出。對于出土文獻而言，古文的作用是簡明而直接的。王國維曾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即把考古發現的新材料與古籍記載相互結合以考證古史。而傳抄古文記錄的是古文字形體，正可以之與地下出土古文字資料相互印證，這對于識別出土古文字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學者利用古文考釋疑難古文字形體的例子屢見不鮮。傳抄古文也會促進傳世文獻研究。很多古文的出處便是傳世典籍，如三體石經古文出自《春秋》《尚書》，《汗簡》等書采錄的文獻達數十種。研究古文對于典籍中字詞訓詁、文字訛誤、通假現象等研究均有重要意義。古文資料對于歷史研究也頗具價值。很多以古文刻寫的碑銘本身便是難得的史料，如蔡氏古文墓志、陟州東海碑、黃季春墓志、范氏墓群所出古文磚銘等材料，篇幅較長，記載了很多重要史實。

傳抄古文的價值并非一直都被認可，恰恰相反，古文形體因屢經摹寫而發生訛變，以至早期學者往往忽略其價值，尤其是較晚出現的《汗簡》《古文四聲韻》，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談及二書時云“愚固未敢深信也”，就連專門注疏《汗簡》的鄭珍也是以說明該書為“大抵好奇之輩影附詭托”為出發點。后來出土的古文字資料日益增多，這種情況得到改善，王國維最早提出“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說法，指出古文與戰國文字為“一家之眷屬”。其說可謂破疑除惑，發前人未發之覆。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戰國文字資料的大量出土，尤其是近年來大批有字竹簡的相繼出現，很多文字與古文相合，古文因此受到重視，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富。

石經古文方面，臺灣學者邱德修《魏石經古文釋形考述》辨析考證石經古文形體；趙立偉先生《魏三體石經古文輯證》以表格形式將石經古文與古文字進行了比對。張富海先生《漢人所謂古文研究》討論了《說文》、石經古文形體，并納入了部分漢人注疏中的古文。《汗簡》《古文四聲韻》的價值在這時也凸顯出來，學者開始重視二書。如黃錫全《汗簡注釋》，利用古文字材料考證《汗簡》字形；王丹先生《〈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吸收了近年出土簡帛資料，對此二書中部分形體進行了梳理。從特定角度研究古文的著述也陸續出現。徐在國先生《隸定古文疏證》對傳世字書中的隸定古文予以整理；徐剛先生《古文源流考》從文獻源流方面研究古文。徐在國先生《傳抄古文字編》是目前收錄古文形體較為詳備的字編類工具書。還有很多研究古文的單篇文章，此不贅述。

古文材料與藝術創作

除了作為研究資料外，傳抄古文也是重要的藝術創作素材。《尚書正義》：“科斗書，古文也……形多頭粗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此說對古文筆畫特征的描述是比較貼切的。從形體上看，古文筆畫頭粗尾細，形體圓潤婉轉，線條活潑流暢，十分適合書法創作。

據典籍記載，較早擅長書寫古文的是東漢末期的邯鄲淳、衛覬、張揖等人，更有學者懷疑三體石經便出自他們之手。唐代對書法極為重視，教學機構中曾專門設立古文課程。《新唐書·選舉志上》卷四十四：“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兩歲，《字林》一歲。”“石經三體”即三體石經。唐代較為著名的古文書家如瞿令問，其分別以古文、篆文、隸書書寫陽華巖銘；又專以古文書寫窊尊銘，元結贊其“藝兼篆籀”；瞿中溶謂之“篆學之精深，實于唐宋諸儒中卓然可稱者”。同時期的衛密、董咸等人對古文筆法亦有專攻，且技藝精湛。宋代崇尚復古，伴隨著金石學的興起，古文資料也倍受重視。郭忠恕、夏竦不但輯錄古文成書，而且擅長篆寫，如前者所篆三體陰符經中便包括古文，此碑流傳至今，現存于西安碑林，屬稀見珍品。同一時期的夢英、陳恬、孟孝孫也皆有古文作品傳世。金代著名書家黨懷英也擅長古文，現存的王安石古文詩刻便出自其手，《金史》本傳云“懷英能屬文，工篆籀”所言不虛。金、元時期的古文往往見于道教、佛教、府學所刊立的碑石之上（多是額銘），這說明當時古文多用于與宗教、教育密切相關的莊重場所。明、清時期，古文碑刻材料也偶有出現，如黃道周所書其父黃季春墓志、許穆所書陟州東海碑等，但數量上較宋、元時期明顯不及。

除了碑刻材料外，藝術作品中大宗的古文材料便屬印章了。古文入印現象較早從唐代開始，如流傳至今的“敦實”銅印便以古文刻寫。宋代之后，古文印章有所增多，不但存在傳世品，考古發掘中亦時有出現。如陜西旬陽縣宋代窖藏出有“為善最樂”古文銅印一方，此與毓慶宮舊藏一枚印章印文相同。金代也有古文印章發現，如道士閻德源墓出土一漆方盒，盒中裝有五枚牛角印章，其中四枚以古文刻寫。元明以后，尤其是清代，古文印章開始大量涌現。究其原因，一方面，元代前后的印章材質有所改變，石料逐漸成為治印主材，其不但便于操作，且極為易得。另一方面，文人自主意識逐漸覺醒，獵奇嗜古最能激發人的審美情趣，古文恰好符合這一需要。據我們查檢，這一時期見于各個印譜及書畫作品的古文印數量達到千枚以上。清代后期直至民國，古文印章開始衰落，數量逐漸減少。新中國成立以后古文入印現象則極為少見。

在眾多字體中，古文圓潤奇古，生動華美，不僅能體現出獨特的審美個性，還可彰顯作者的學養與水平，所以頗受文人青睞。同時也應注意到，古文屢經摹寫，以致形體古奧奇異，不易釋讀。所以今人在見到古文作品時，往往無法做到正確的識別、理解。如山東高唐縣出土的金代虞寅古文墓志蓋銘，原整理者不識，誤將古文當成女真文字；重慶酉陽曾發現以古文書寫的三字經，有的學者懷疑其是苗族文字，有的則認為與女書、水書相關；山東章丘市文祖鎮龍泉庵前存有一副古文石刻楹聯，學者不識，或誤認成道教文字。至于古文印章，人們給出的釋文更是錯誤迭出。所以，我們對傳抄古文材料的認識、了解還應進一步加強。

古文材料值得深入挖掘

總體來看，對古文材料的研究與利用還可再深入。首先，應該建設古文電子資料庫。科技的進步促進研究方法的更新，利用大數據、云平臺建立資料庫對于古典文獻研究已是大勢所趨。出土古文字資料如甲骨文的資料庫建設已在進行之中。同樣道理，也應建立傳抄古文資料庫，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材料的價值。其次，需對印章等散見的古文材料進行搜集、研究。大宗古文材料如《汗簡》《古文四聲韻》等已有很多學者關注，古文碑刻的整理工作我們已經完成，但古文印章等材料目前還缺少集中的搜集與研究，這項工作是對以往的總結，其有助于了解古代的社會風氣、文化現象、文人心理等，同時也可為今人治印提供借鑒。最后，當代藝術創作應該重視古文材料。古代的石刻、銅器、璽印、書畫等藝術創作，都大量使用古文，其藝術效果獨特鮮明；而現今的書畫、璽印作品中很少能見到古文。任重道遠，我們有義務將祖國的優秀文化傳統繼承并發揚光大。

古文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與載體。近年來，國家提倡保護和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并重點強調發展古文字等“冷門”學科。這既肯定了傳統文化的價值，也給予學界莫大的鼓勵。在如此良好的環境下，我們應當充分了解、認識并利用傳世古文字資料，盡量吸收它的學術養分，極力發掘它的藝術內涵，使其能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發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