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本體經驗與社會學質性方法研究”負責人、陜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社會學中國化，并不是一個新問題。然而，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一問題卻顯得十分緊迫和突出。

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要求社會學中國化

社會學中國化，在于使外來社會學的合理成分與中國本土實際相結合，促進社會學對中國本土社會現實和社會問題的認識、解釋、解決，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體系。

作為一門學科的社會學，在中國屬于舶來品。一般認為，1903年嚴復翻譯介紹斯賓塞的著作《群學肄言》，是社會學進入中國的標志性事件。他將“社會學”譯為“群學”，體現了強烈的中國傳統文化色彩，表現出自覺的本土化意識。1930年中國社會學社成立，時任南京中央大學教授的孫本文提出“把建設一種中國化的社會學”作為目標。同一時期任教于燕京大學的吳文藻先生開創了中國社會學的“社區學派”，吳先生1985年去世后，為紀念其畢生致力于社會學中國化的貢獻，商務印書館于2010年出版吳文藻文集，書名定為《論社會學的中國化》。老一輩社會學家早在一百年前就已提出社會學中國化的命題，并為之努力，有人認為，“二戰前除了北美和西歐，至少就其思想質量而言，中國是世界上最繁榮的社會學所在地”。

20世紀70年代末，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國的社會學學科開始恢復重建。40多年來，中國社會學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人才培養和國際交流等方面取得長足發展。以費孝通、陸學藝、鄭杭生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沿著社會學中國化的方向做了大量扎實的工作，取得顯著成績。不可否認，社會學作為一門應用性極強的學科，解釋力和影響力還遠不能適應時代的需求。那種止步于照搬照套西方概念理論、方法話語乃至評價標準，“言必稱西方”的做法，實則是一種弱國心態。我們正處在一個快速大變革的社會轉型期，但卻未能最大程度地發揮社會學重大成果在解決現實社會問題中的作用。

根據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我們需要加快完善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對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建設，還要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這為社會學中國化指明了方向。社會學理論的創新，本質上是學理的創新。從當前學科發展實際出發，有必要倡導一種基于深入“扎根”的個案研究而非泛泛的大面積問卷調查、基于平等的人心交流溝通體悟而非只依靠數學運算邏輯演繹的研究方式，建構一種基于本土概念和語言文字講述“中國故事”，而不是千篇一律把統計分析數學模型奉為規范來進行表達的社會學話語體系，進而促進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學學術體系、學科體系。

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呼喚社會學中國化

如果說百年前社會學先驅所致力的社會學中國化，主要是讓沉睡封閉的中國開始睜眼看世界，那么今天已經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以及正在強起來的中國，則更多需要讓世界了解中國。因此，完整意義上的社會學中國化，不僅是單向的引進消化吸收，更要在學術上與世界平等對話交流。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要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增進人類共同利益。人類社會由“人”構成，不同“社會”的區別在于不同的文化。全球190多個國家、約70億人口，因何而緊密相連，成為利益相關、命運攸關的共同體？需要從社會學視角做出回答。

如同只有掌握了核心技術才能在某一工程技術領域擁有平等話語權一樣，社會學國際交流對話的“話語權”就體現在建構起既具本土特色又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學理論、概念、方法體系。社會學中國化的目標，不是要建立一門獨立于世界社會學體系之外的“中國社會學”，而是要在以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學體系中融入中國元素，總結中國經驗，貢獻中國智慧。中華文明綿延至今雖未能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學學科，但孕育形成了豐富深刻的社會思想，包括“和為貴”“家和萬事興”的和平原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處世之道，“計利當計天下利”的利益觀，“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天下情懷，“為萬世開太平”的長遠眼光，等等。這些概念和思想方法對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國家都具有積極意義，可以融入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體系之中。

社會學中國化，不是強加于人的價值觀輸出，而是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心的必然需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社會學有責任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

堅定文化自信為社會學中國化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中國是人口大國，人口總量占世界人口近1/5，歷史悠久、民族眾多，中華文明從未間斷，可以說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且最復雜的“社會”。當我們討論“社會學中國化”時，不禁要問：為什么學科意義上的“社會之學”未能在中國產生？這一問題類似著名的“李約瑟難題”。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作為一門學科的社會學，是19世紀伴隨近代自然科學學科群的誕生而誕生。社會學鼻祖、法國人孔德把社會學看作像自然科學一樣，并認為是人類認識史上“科學序列”最高級也是最后一門學科。他對科學的排序依次為：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社會學。也就是說，西方社會學擁有自然科學的“血統”。“李約瑟難題”實際隱含一個命題：西方科學文化優于“非科學”的東方文化。

從某種意義上看，西方文化孕育出的近代自然科學，要求在思維方式上追求精確、量化，而這一標準則起步于“分析”思維——將高層的、復雜的對象分解為較低層的、簡單的對象來處理，將整體分解為部分來研究。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等科學大師都堅信，世界的本質在于簡單性。這種量化分析思維方式方法的哲學基礎，可以歸結為“還原論”。化學可以還原為物理學，生物學又可以還原為化學。基于還原論的數理實驗科學在探索物質世界中獲得了難以想象的成功，奠定了還原論在人類思維中的權威地位，成為“科學”思維、“科學”方法的代名詞，由此也成為西方文化優越感的來源。

發軔于20世紀以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為標志的第三次科學革命，顛覆了科學家對物質實在結構、定域性、確定性的理解，動搖了17世紀以來近代自然科學賴以形成的還原論、決定論思維方式和分析主義的研究方法。進入21世紀，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太空探索、量子科學取得突破性進展，人類處于新的科技革命前夜，對現代科技發展的方向、倫理的反思和擔心又達到一個高點。即使現代科學已發展到幾乎無所不能的程度，但人類對于宇宙、生命和自身的認識還僅僅是“萬里長征第一步”。一些生命科學、量子科學、宇宙科學等前沿領域的頂級科學家，開始轉而向東方文化尋求出路和答案。中華文化中蘊含的整體論思維方式被重新發現，成為系統科學、復雜性科學的哲學基礎。

當把社會學歸于一門“社會科學”，它顯然屬于超級“復雜性科學”。探討社會現象、解決社會問題，是否需要和能夠完全照搬自然科學的模板，以所謂客觀、精確、量化、可重復、可檢驗的“科學性”為唯一標準？正在到來的新一輪科技革命首先是思維認知方式的革命。在此背景下，社會學領域“科學”與“人文”的關系需要重新思考，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深刻科學思想內涵需要重新發掘。

以中華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思維方式著眼整體思維，注重辯證思維，擅長關聯思維，習慣類比思維，突出直覺思維。古老的中華文明雖未產生近代自然科學和邏輯實證主義的“統計社會學”，但也應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中國化的社會學不僅可以和世界平等對話，經過努力也完全可以引領潮流走在前列。

人類文明總在不斷前進。不同文化反映不同思維方式，文化本身沒有優劣之分。東西方文化互融互補，可以殊途同歸。新時代社會學中國化的深層意義就在于，摒棄那種只以近代數理自然科學為唯一標準的狹隘科學觀，正確認識中華文化思想內核的科學性和先進性，以科學自信找回失去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