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內蘊著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品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大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代使命，沿著發展道路的深化、價值認同的整合和治理規則的重塑，在發展向度上實現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三十年”的統一、在價值向度上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統一、在治理向度上探索法治理念與規矩理念的統一，由此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鮮明的三重向度。

一、國家發展向度：“兩個三十年”的統一

習近平指出：“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這一科學論斷，高度概括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里，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實踐探索共同的道路本質和具體的路徑差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業已歷經六十余年，毛澤東開創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鄧小平開拓的改革開放時期具有著鮮明的歷史連續性。事實上，后一時期發展的實踐基礎和優勢條件必須仰賴前一時期奠定的歷史前提，前一時期的不足和困難又歷史性地設定了后一時期改革的時代主題和創新方向。因此，這“兩個三十年”的重要歷史階段不能相互否定，是有機統一于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整體之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入21世紀再創輝煌提供了堅實的歷史前提。可以說，在歷史進程的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肇始于確立改革開放路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歷史邏輯的意義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開創性探索緊密相關。正是歷史發展的大尺度意義上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基于“兩個三十年”的歷史性統一中，開啟了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乃至未來“第三個三十年”中國發展的新征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黨的十九大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新的奮斗目標，標注了新時代的歷史方位和實踐方案。

因此，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接續了經過“兩個三十年”國家治理的功能性調整與中國社會發展的結構性變動，特別是針對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人民為中心積極回應人民群眾在對美好生活追求中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要求，從國家治理和社會創新兩方面著手：一方面，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革新縱向調控體系，搭建橫向治理組織，提升國家發揮引導性功能的能力；另一方面，擴大社會領域的自主性，創造新的發展動力，突破舊的發展桎梏，增強社會發揮動力性功能的能力。

二、價值認同向度：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統一

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一貫繼承、弘揚、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向縱深發展，傳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涵括在“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個相互聯系的宏大命題之中。

從前一個命題上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揚棄中國傳統文化，從中開出符合現實國情的現代化發展趨勢的價值支撐過程，涉及到傳統文化與現代價值的關系。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很多出身于傳統意義上的底層紳士之家，他們一方面在中國近代化城市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思想感召，另一方面把指引現代社會發展的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下層勞動大眾結合起來，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中實現了政黨與大眾、城市和鄉村、現代與傳統的有機結合，從而領導人民群眾建立新中國，取得了人民當家作主、國家統一、秩序整合和經濟發展等諸多重大歷史性成果。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正是通過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真正開啟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實踐進程。在當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更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原則審視傳統文化的內在脈絡和實質含義，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中國傳統文化中開出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現代內涵。

從后一命題上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觸及到域外理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漸次落定，貫穿于以革命、建設和改革為主題的階段性發展過程中，分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結合，進而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三位一體的，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鮮明特色。應該說，作為一種源起于域外的思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落地生根必然存有一個與本土建構的傳統文化融為一體的現實問題。但現實地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統一本身，就是實現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歷史過程的一部分，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從傳統文化中開出現代價值的努力的正確方向。

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大命題，分別從兩個維度闡釋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統一：前者要求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方向，以馬克思主義為原則賦予中國傳統文化以現代內涵；后者要求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必須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使馬克思主義適應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土壤。習近平關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統一，也是沿著這兩重維度展開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第一，以馬克思主義為原則，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從中挖掘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現代內涵。在當代背景下，實現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努力具有新的內涵：一是當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實現了目標上的新超越，不僅具有使中國跟隨世界現代化發展趨勢的歷史目標，更包含了為人類發展做出中國貢獻，使中國引領未來世界現代化趨勢的新涵義。二是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支點在于堅持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鑒別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糟粕，賦予能夠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的時代精神。

第二，發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樹立文化自信，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文化根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建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基礎上，更根植在中華民族延續五千余年的傳統文化上，保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自信，就必須保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落實，必須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涵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語境中的新發展、新突破。當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中得到思想資源、智慧和啟發，但也要防止以高揚傳統文化為旗幟，反對馬克思主義、拒斥西方先進文化的保守主義思潮的沉渣泛起。

三、治理規則向度：法治理念與規矩理念的統一

“政治規矩”是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同志在各個場合屢次運用、著重強調的重要政治要求，將“規矩”與“制度”結合起來也是習近平加強黨的建設、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思想的創新之處，本質是為了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內團結統一、重塑黨組織的紀律性和約束力，凈化黨的政治生態。

政治規矩的涵義具有雙重維度：從廣義上說，政治規矩泛指一切正式和非正式政治規則，旨在規范領導干部、普通黨員和一般群眾的行為；從狹義上說，政治規矩特指默示的行為信條，這類信條由黨的政治信仰、歷史傳統和工作慣例所衍生，特別對領導干部有著更為嚴格的要求。可見，廣義的政治規矩是“規矩”和“制度”的集合體，既包括狹義上以內在自覺為基礎的規矩，又包括以外在他律為基礎的制度。實際上，“規矩”一詞是植根在中華禮治理念中的特有詞匯，“制度”概念則是舶來于西方法治理念的現代用語。中華禮治理念與西方法治理念從屬于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體系，從對作為文明體系根本性問題的回應方式上講，兩種文明在人的超越性實現方面有著迥然相異的理解，進而在這一理解的基礎上，圍繞政治世界與人的關系建構起各自的治理理念。“政治規矩”的深刻內涵不僅包括了中華禮治理念的歷史經驗，而且借鑒了西方法治理念的有益成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實現國家治理規則的重塑提供了新的視野。

習近平用“政治規矩”一詞將傳統禮治語境中的“規矩”和現代法治語境中的“制度”涵括起來，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決勝階段重塑治理規則，實現了治理形態的新突破。

其一，狹義上的“政治規矩”是從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奮斗歷程中逐漸清晰的，是廣大黨員干部必須自覺堅持的，這與中國傳統的禮治理念形成了某種呼應。在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我們黨致力于國家獨立、人民幸福和人類解放的一系列重大使命產生了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實踐證明，這種道德感召力只有切實轉化為鞏固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為治國理政提供強有力的硬性約束和剛性支撐，才能在統一黨的意志和行動中，始終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使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其二，廣義上的“政治規矩”所囊括的現代性“制度”要素，也來自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基本經驗，是構建現代化政黨和國家必須完善的，這需要借鑒西方先進的法治理念。習近平推進的制度性建構是從黨和國家兩個維度進行的：第一，建設黨的權力規則體系。黨的權力規則體系是旨在規范各級黨委和領導干部權力的全部規則的總和，也是黨作為執掌國家權力的執政黨必須加以規范的問題。建立黨的權力規則體系，才能防止某些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在掌權之后濫用權力，“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第二，建設國家的法治體系。國家的法治體系就是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把國家各項事業和各項工作納入法制軌道，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制度化、法制化。

（作者系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