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態脆弱區因地理條件和生態環境存在較強的外部約束性，致使產業發展的可能性選擇與其他地區有較大差異。這些地區具有倚重自然資源的粗放式開發共性，滋生了表現不一、程度不均但實質相同的“資源詛咒”現象和由此帶來的“產業鎖定”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要破解西部生態脆弱區產業可持續發展難題進而實現轉型升級，必須走產業價值鏈高端化、科技投入高新化、資源利用高效化路徑，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推進西部生態脆弱區的產業轉型升級。

西部生態脆弱區產業轉型升級的典型問題

生態環境不能承受之“重”與產業轉型不可或缺之“輕”。2015年，單位GDP能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0.635）的省份有11個，西部地區占7席。西部地區主導產業主要是能源或資源消耗型的傳統產業，其產業業態呈現出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特點。進一步測算西部地區2014年三產的相對勞動生產率，可以發現：第一產業相對勞動生產率僅為0.253，由于西部地區農業產值增長速率遠低于二、三產業的增長，但是農業人口卻未能及時向二、三產業轉移，即農業占GDP的份額下降速度超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的速度，西部地區農業勞動力仍然過剩。究其原因，在西部，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形成了“過重”的產業結構偏向。這種產業結構對非農業人口就業的拉動力不足，產業部門既不能滿足充分就業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布局需要，又不能通過創新創造的產業形態拓展就業空間、保持競爭優勢和提升價值創造。由于傳統產業比重過大、低端就業的非效率性，以及分割性市場而形成的進入壁壘，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在相互匹配上存在失衡。

產業結構單一，科技含量低，位于價值鏈的底端。產業結構單一化是西部生態脆弱區產業結構的重要特征，由此形成倚重資源型產業的粗放型生產局面，無法形成產業集群，進而實現產業間的協同發展。西部生態脆弱區以原材料供應、初級資源粗加工為主，產品加工程度較低。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主要工業品產量數據顯示：西部地區資源類工業品產量占全國比重大部分均在30%以上，例如：原煤占比30.28%、原油33.34%、天然氣79.85%、水電67.81%；而在其他工業產品領域則表現平平，輕工業品、電子類消費品、裝備制造業等比重較小。這表明：西部地區產業鏈條較短，高附加值產品少，在競爭性市場格局中處于“雁陣”的尾部，有可能在跟隨中被繼續拉大發展距離。

“優勢資源”具有較強獨占性，難以形成生產價值轉化和優勢產業建構，資源優勢轉化為市場價值創造急需自主創新活力的支持。2015年，西部地區國有控股企業數與私營企業數之比分別是東部地區、中部地區的4.06倍、2.57倍，相較而言，國有企業掌握“優勢資源”，但這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足夠的創新動力。基于全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視角，2016年西部地區貢獻率最低，比東部地區約低15個百分點。此外，規模以上企業的平均研發投入，西部地區約為200萬元，遠低于東、中部地區水平；專利申請受理數量上，西部地區僅占全國總量的14%。西部地區難以獲得資源稟賦優勢的眷顧，由此缺乏轉化“資源優勢”為“產品優勢”繼而轉化為“核心競爭優勢”的能力和有效通道。為此，急需內生于產業系統的創新機制給予全力支持。

西部生態脆弱區產業轉型升級的路徑思考

以新發展理念統領產業政策設計。西部生態脆弱區產業升級轉型的政策設計必須以新發展理念作為引領。一是立足生態稟賦，堅持綠色發展，大力發展特色優勢產業，加快新型清潔能源建設。二是實施創新驅動，不斷提高科技創新能力，以創新效率克服西部地區經濟系統的整體性劣勢。三是堅持協調發展，努力推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相統一，全面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四是抓住“一帶一路”建設重大機遇，以全面提升西部地區在國際市場競爭體系與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為方向，解決其長期發展滯后問題。五是堅持共享發展，以西部生態脆弱區產業的轉型升級為契機，調動該區域各種社會因素的積極性，由此實現全域范圍的機會共享、過程共享、成果共享。

構建西部生態脆弱區產業轉型升級的政績評價機制，促進產業科學發展。唯GDP論英雄的政績觀，易于催生“尋租”行為，扭曲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基本關系，導致某些地區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為此，須通過構建西部生態脆弱區產業轉型升級的政績評價機制，細化生態環境工作的細則、構建可常規考評和督查的量化指標體系，以此規避“尋租”行為，促使產業發展步入正軌。

政策驅動轉向“市場—政策”雙驅動。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政府計劃指導、過度干預的“制度慣性”，產業政策對傳統的路徑依賴仍存，因此，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驅動力量轉變為“市場—政策”雙驅動。

抓住“一帶一路”建設契機，依托經濟帶、城市群建設，以產業區位的新的空間效應換取“產業—生態”之間的協調效應。“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長江經濟帶、珠江—西江經濟帶建設的啟動，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的推進，貫通東中西部和國內與國外協同推進的產業空間的新布局，都使得西部地區獲取了開拓國際市場、嵌入國際價值鏈的區位優勢。對此，要緊緊抓住“一帶一路”建設契機，發揮西部獨特的資源稟賦優勢，有效地將其轉化為西部生態脆弱區經濟社會全面推進的動力要素。

以補扶弱，健全生態補償機制，支撐重點產業發展。西部地區具有多樣性的生態環境系統，對其生態環境實施有效的保護和修復，可以為西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自然基礎和環境條件。西部生態脆弱區應強化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與生態補償制度，實施稅費、轉移支付等形式的自然資源有償使用，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進一步完善水、土地、礦產、森林等各種資源稅費政策及征收管理辦法，積極探索“碳匯交易”“水權交易”等市場化生態補償模式。同時，生態補償應重點向符合產業轉型升級要求的重點產業傾斜，形成與產業發展和生態建設的良性互動機制。

構建綠色產業發展體系，走產業生態化之路。以綠色發展為主線，推動一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構建起綠色現代農業體系、工業體系、服務業體系，全面推行資源節約、循環發展、生產清潔、低碳高效的綠色生產方式。通過西部生態脆弱區“產業—生態”良性互動關系的建構，以產業業態的創新系統推動該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走出一條全域產業生態化、綠色化發展之路，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提供富有學習借鑒意義的可貴經驗。

（作者：譚鑫，系中共云南省委黨校決策咨詢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