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寫本殘片。照片由吐魯番文物局提供

佛經殘片出土時狀況。照片由吐魯番文物局提供

當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揭開層層泥土后，一件殘破的紙質文物展現眼前。詳細辨認，上面的字跡規正流暢，再細看，內容好像是佛經。

2017年11月到2018年1月1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吐魯番學研究院共同開展的吐峪溝石窟寺第8次發掘中，這件珍貴文物的出現，讓所有在場的人員興奮不已。自2011年開始的這項考古發掘，每年成果不斷，佛經、壁畫、佛寺建筑布局等，令人鼓舞。這次的紙質文物又是什么呢？

謎底很快就被揭開。它竟然是由玄奘奉詔翻譯的佛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首寫的一段文字，讓它的秘密真相大白：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百廿三/第三分方便善巧品第廿六之一——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夏立棟介紹，2017年他們主要的考古發掘區域包括東區北部下層遺址群和東區南部遺址群。這件文物就是在東區北部下層新發現的一座塔廟寺中心柱窟倒塌和堆積層內發現的。出土時，這件文物有20多厘米寬，18厘米高，保存較好，體量較大。

“這次考古發掘我們在東區北部下層區域新發現1座塔廟窟，1座佛殿窟以及窟前平臺和寺院北側墻垣遺跡。通過發掘，我們確認了寺院北側墻垣以外為淤泥堆積層。這個區域與早期沖溝相連，用于寺院排洪。同時出土的文物還包括后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元魏菩提流支譯《佛說佛名經》、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隋《佛說妙好寶車經》等佛經寫本。這也是我們這次發掘中最大的收獲。因為這次發掘出了大量的佛經殘片，有漢文，也有回鶻文。同時我們還發現了世俗文書，證實了一些歷史上我們不曾知道的情況。”夏立棟介紹。

此次發掘還發現了“日月星辰”紋樣織物及陶器、木質建筑構件殘件等。其中“日月星辰”紋樣織物為高昌地區首次發現的織物紋樣。這件文物為一方形織袋，正面織染的紅地白色圖案。中心為日形，由雙重圓形及外圍一周光芒射線組成。日形圖案右側為一道彎月，其中為聯珠紋，彎月右側為珠狀光芒射線。日月外圍零散分布有較多五角星圖案，中心為空心五邊形，外圍有弧線和光芒射線。織物背面為黑色素面。

在東區南部區域，考古工作者新發掘2座僧房窟。在僧房窟東側、南側區域皆發現成層分布的土坯墻體，墻體內側涂抹石灰層，可能為其他僧房窟遺址。出土了較多漢文、回鶻文佛經寫本殘片和世俗文書、回鶻文錢幣、紡織物及木質建筑構件等遺物。其中世俗文書為1件《某年丁谷寺借貸麥粟契》，內容為丁谷寺（即現吐峪溝石窟寺）與其他寺院借貸麥、粟的契約文書。

夏立棟說：“丁谷寺在敦煌文書里有記載，而且這件文書里出現了幾處寺院的名稱，說明丁谷寺與其他寺院有較多的經濟往來。從中我們還可以看出，除丁谷寺外，在吐峪溝外的高寧城內也有寺院，并且與丁谷寺有較多的關系，而且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關系。”

再認真仔細查看玄奘奉詔譯的這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研究人員有了更多了解。佛經自傳入中國后，多位高僧進行過翻譯。而當時翻譯佛經必須有譯場，揚州、長安、涼州當時都設有譯場。此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是大乘佛教的佛經，對中國佛教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吐峪溝多次考古發掘可以看出，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后，還有個從中原傳向西域的過程。玄奘奉詔翻譯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經由長安譯場翻譯后，傳入涼州，再傳入高昌地區，這條路線十分清晰，說明佛教西來東往的路徑也是很清晰的。

“雖然這件文物上明確寫了‘玄奘奉詔譯’，但我們無法判斷它是由玄奘親筆寫成的，因為沒有發現后面確切的記載。再加上當時長安、涼州都有譯場，譯場里有專門抄寫經書的人員，這可能是這些抄經人員寫的。我們此次共發現150多件佛經殘片，全為寫本，沒有一件是刻本。這些佛經書寫都很規正，每行20字左右，字體很漂亮，基本上都是行書體。”夏立棟說。

此外，他們還發現少量朱書文書，有些還帶有紀年，只是因為殘片太小，字跡太少，還無法辨認其內容。

短短兩個半月的考古發掘，吐峪溝再次讓人看到了它在中國佛教歷史上占據的位置。對此，夏立棟認為，吐峪溝發掘為重新認識吐峪溝東區北部石窟寺院的整體形制布局、寺院下層院落范圍提供了新資料。東區北部下層一座編號為E57的石窟是3個不同時期營建，具有明確重修改建關系的洞窟，這為判定不同洞窟形制的相對年代提供了最直接的疊壓打破地層證據，為構建高昌石窟寺群的分期序列和年代框架提供了新線索。東區南部僧房群與東區南部下層塔廟窟、西區南部塔廟窟、佛殿窟等禮懺供養性洞窟時代相同、位置臨近、功能關聯緊密，這為探討回鶻時期寺院形制布局、功能分區和吐峪溝回鶻時代石窟寺營造情況提供了全新資料。“最主要的是，這些佛經的發現，更清晰地表明，吐峪溝是佛教西來東往的重要節點。這也印證了吐魯番地區是中西文化交流交往的重要節點。”夏立棟說。

（光明日報記者 王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