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振興鄉村戰略，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則對振興鄉村戰略的實施做出了具體部署。這是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宏大布局，也是廣大農村地區一次歷史性機遇，對于農業大省湖南而言顯然具有特別的意義。

歷史機遇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發展有先后，成就有大小，能夠抓住機遇實現率先發展，獲取最大發展成就的只能是在機遇到來時創造了條件、做好了準備的地區。

未雨綢繆，搶占先機首先來自準確深刻的判斷。振興鄉村既是黨中央在新時期的重大決策，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格局的大勢所趨，這種趨勢集中表現為以城市為中心的產業轉型升級、要素轉移和以農村為主體的新型產業勃興和市場要素的空前活躍。就城市而言，新常態經濟特征將日益顯著，粗放型經濟全面轉向集約型經濟，效率更高，效益更優，傳統型工業轉型升級，房地產業降溫，智能型產業勃興；在農村方面，要素市場和鄉村產業將迎來新的變局——資本下鄉、老板下鄉、勞動力返鄉，土地等資產隨著政策的解放進入活躍期，“鄉”字號的農業產業——鄉村旅游、綠色餐飲、傳統文化、中醫藥等將進入一個嶄新的天地。在農村和城市之間，一次蔚為壯觀的“下鄉潮”將應運而來，廣袤鄉村將成為資本和勞動力釋放活力的壯闊舞臺，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也將因此實現歷史性的突破。

振興鄉村戰略為中國鄉村發展帶來一個嶄新的時代風口，站在這個風口前，及時布局，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尤為重要。誰能盡早謀劃，踏準政策和產業發展的節奏，誰就可以實現最早的爆發，誰就能贏得振興鄉村的最大紅利。振興鄉村是一項戰役性的系統工程，而基礎設施、產業布局、組織建設、制度保障構成鄉村振興的發展基石，可稱為鄉村振興的“四個輪子”，只有四輪驅動，才能順利到達預期的目的，實現廣大鄉村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基礎設施是基礎。所有經濟社會發展都離不開發達完善的基礎設施，要充分利用現有國家發展的政策，完善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建設。在國家政策支持鼓勵下，近年來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很大進步，而迎接即將到來的鄉村振興大潮，必須以更高的目標，按“美麗鄉村”標準來籌劃建設，而不只是按扶貧的標準，為全面的產業發展提供基本的“起飛”的跑道。

產業布局是重心。各地農村必須做好適合區域發展、體現當地特色的產業布局。搶抓目前發展扶貧產業的政策黃金期，利用現在國家的產業發展基金，選準產業發展方向，打下產業基礎。毋庸置疑，隨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中國文化的昌盛，農產品加工、餐飲文化、鄉村旅游、中醫藥、電子商務等無疑是最具潛力的鄉村產業之星。布局產業關鍵點之一是突出鄉村特色和內涵，體現中華傳統農耕文化的精髓，異質于工業的流水化生產；其二是產業的融合和產業鏈的構建，從發展實踐來看，單一的產業結構難以形成合理的市場模式，進而難以維持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例如單一的傳統種植業市場活力薄弱，一旦與鄉村旅游結緣，融合的優勢迅速爆發。

經濟組織是主體。未來鄉村發展誰是主體？當然是農民，但是肯定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而是現代職業農民的集合體。而在組織方式上，以家庭為主體的聯產承包將為適應現代農業產業的家庭特色農場、農業合作社、現代農業公司等公司化組織取代。加速培養這種新型農業組織既是適應產業發展規模化的需要，也是形成合理利益分配機制，化解潛在社會分配矛盾風險的現實要求。

制度建設是保障。舊有的產權制度模式約束了要素的流動，導致農村長期處于市場的邊緣地帶，從而制約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按照中央精神，深化目前已經拉開序幕的土地流轉制度，全面開展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全面強化農村集體資產財務管理，重點在確認農村集體成員身份、有序推進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權能、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功能作用、多種形式發展集體經濟。未來鄉村發展需要以清晰農村產權制度為核心，涵蓋養老、醫療、救濟等領域在內的全面的制度框架的搭建，從而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

振興鄉村戰略是全國一盤棋，國家的大政方針、產業發展導向會根據全局情況適時調整，有放有縮。2020年以前是一個重要的時間政策窗口期，之后的政策導向勢必有所調整，例如非糧食生產用地肯定受到進一步限制。因此，搶抓脫貧攻堅期間的政策激勵，踏準節奏，完成好布局和基礎性工作，打造好“四駕馬車”，應該成為當下廣大鄉村乘勢而上，實現振興的重要“課程”。

作者：湖南日報理論評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