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無比廣闊的時代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歷史總結，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大經濟現實問題的時代回應。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這里所指的經濟學說的“系統化”，不僅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的“系統化”，而且還包括政治經濟學在內的更為廣泛的經濟學說的“系統化”，在這一龐大的學說體系中，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占據了重要地位。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前，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要場合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并且明確指出，“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歷程，主要經歷了三次大的理論研究熱潮。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毛澤東曾多次向全黨干部建議，學習研究政治經濟學，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在毛澤東同志的倡導下，我國出現了第一次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高潮，并形成了許多重要的、獨創性的理論成果，不僅很好地指導了當時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次研究高潮因“文革”而中斷。“文革”結束后的上世紀80年代，伴隨著改革開放事業的向前推進，我國出現了第二次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高潮，通過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相結合，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經濟繁榮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表重要論述，強調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倡導下，從2016年年初開始，我國出現了學習和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第三次高潮。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和重要理論觀點，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和指引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科學理論，而且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一次“新飛躍”，極大地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準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空規定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中提出：“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從世界的昨天發展而來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譬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已故的著名經濟史專家汪敬虞先生就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小手工業→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而來，而是或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業沒有聯系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對新式工業的創辦而來。中國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產生的歷史條件中，帶有決定性的因素是外國資本主義新的生產力的引進。大量的歷史證據都表明，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不同于馬恩筆下的典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征。

與此相類似的是，中國在近代以來所走上的社會主義道路，也不同于馬恩等經典作家預想中的社會主義道路。歷史表明，社會主義革命并不一定集中地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而是可以在單個落后國家率先發生，而后波及其他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是在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實現的，同時，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交織進行的，這也與馬恩所預言的革命順序有所不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性，就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譜系中的特殊類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因此，從經濟史角度進行定位，就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空規定性提供了理論基礎。

完整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

任何一個理論體系的構建，都必須建立在歷史尺度和價值尺度相統一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執政，就是要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持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改善人民生活……這就點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應該說，對于這個核心的認識，正是從歷史的角度實現的。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話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一個新的表述，他把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規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引用了一段鄧小平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重要論述：“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階段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

始終從“生產力-生產關系”的互動出發，來解釋中國近代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是我國經濟史學界一貫以來的優良學術傳統。譬如，汪敬虞先生以資本的發展和不發展作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主線，他認為，外國資本主義既是中國資本主義成長的促進者，又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壓迫者。它所產生的兩種相向作用，是互相矛盾的，但它所要達到的目的又是一致的。這種雙重作用可以形象地比喻為“放腳”與“銬手”。“放腳”主要體現在新生產力的開發、中國資本主義的啟動上；“銬手”主要體現為外國資本主義在華享有的特權地位，嚴重壓迫、束縛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中國資本主義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同時，根本無法達到促進本國資本積累的目的，大部分利潤被外國資本所攝取，這就決定了中國近代的資本主義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中國近代史的經驗啟示我們：社會主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必須解決生產目的問題，也即歷史尺度與價值尺度相統一的問題。社會主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目的必須是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喪失了這個根本立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黨的十九大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界定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也正是從這個根本立場出發做出的深刻判斷。只有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滿足人民需求結合起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實現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統一，才能實現內在邏輯的自洽。

深刻領會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根本用意和總體方向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面對的是極其低下的生產力水平和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在這種狀況下，中國共產黨首先采取恢復國民經濟、穩定生產生活的經濟政策，在準確把握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者辯證關系的基礎上，大刀闊斧地開展社會主義改造，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起覆蓋全社會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完成，標志著以公有制為絕對主導地位的新型生產關系的確立，國家通過國有企業、合作社、人民公社掌握了巨量的經濟資源，推動社會生產方式在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在宏觀上，計劃經濟體制確立起來并在全社會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在中觀層面，產業經濟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軍民經濟結構、外貿經濟結構均得到合理調整。在微觀層面，企業實施了社會主義性質的經營管理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修建了大量公共生產設施，生產的規模效應得以顯現。生產方式變革極大地激發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生產力水平。更為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僅用五年時間，就基本上建立一個較為完善的工業體系，這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很難實現的。

在以往，我們往往把生產關系改革的意義定位在“更好地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這一層面，實際上，在某些特定的歷史環境下，生產關系往往是先動的。革命階級奪取政權后，通過上層建筑和國家政權強力改革生產關系，進而引發生產方式的深刻變革，并進一步提高生產力水平。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事實，為這一理論邏輯提供了重要的佐證。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改革生產關系不僅僅是為了被動適應現實的生產力，而是要通過改革實現“引領式發展”，通過改革為生產力發展開辟道路。譬如，近年來，通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不斷壯大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國家實施重大經濟戰略提供了載體保障，為重大科技工程、創新工程的開展提供了研發保障，也為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區域經濟布局優化提供了可行路徑。因此，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根本用意和總體方向，應是發揮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各自優勢，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結合起來，并由此引領社會主義生產的良性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面臨的難題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階段，是引領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政治經濟學。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至少面臨兩個方面的艱難探索：一是在理論體系的建構方面還面臨一些尚未解決的難題，比如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基本規律的理解還存在一些不同的認識。二是現有的理論還需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更好地加以應用，并在實踐中不斷得到發展。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適應新時代的需要，加快理論創新，加快對政治經濟學經典理論的創新應用。

值得關注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視有新的時代特點。這表現在：一是反復強調問題的核心是要解決為什么人的問題，認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性、原則性問題”。我們要建構的政治經濟學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二是強調要樹立問題意識，以問題為導向，立足中國實際，進行理論創新。“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理論創新只能從問題開始。從某種意義上說，理論創新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三是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由此可見，習近平總書記是從治國理政的高度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構問題的，是著眼于國家“強起來”的政治經濟學。這對我國當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高度重視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學科的作用

我們黨歷來重視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善于總結歷史經驗，提煉理論認識。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本質特征的認識，就是一個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并指導實踐工作的過程。1978年以前，由于固守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本質的認識，始終沒有突破“社會主義經濟就是計劃經濟”這一層面。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社會主義經濟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突破了市場經濟這一理論和實踐“禁區”。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一次突破了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對立，徹底轉變了長期以來對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認識。隨著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商品經濟”作為理論概念已經不能很好地指導我國經濟建設工作，不斷向前發展的實踐活動迫切要求理論上進一步突破創新。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2年，黨的十六大又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有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基本特征的經濟思想史呈現出一條清晰的線索，總結這一演變歷程，我們提煉出的理論經驗是：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而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高級發展階段；計劃和市場都只是資源配置手段，與基本經濟制度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社會主義可以運用計劃，也可以運用市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能夠有機結合起來。

黨的十九大報告創造性地提出了“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宏大戰略任務。“現代化經濟體系”這一提法，正是在回顧和總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經驗得失的基礎上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社會經濟形態的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而生產方式就是指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計劃和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無非是生產方式在宏觀層面上的表現形式而已。無論是計劃還是市場，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都指向如何最優地配置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使其通過合理的組合和搭配，最大程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除了生產方式，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還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等內容，因此，“現代化經濟體系”突破了“經濟體制”的單一話語體系，把“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這一邏輯主線納入其中，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工作提出了至少三個方面的要求。第一，抓住新科技革命機遇，加快生產力發展；第二，進一步改革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妥善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三，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做強做優做大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促進非公有制蓬勃發展。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只有以史為鑒，辯證看待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取得的成績和遭受的挫折，并把這些寶貴的歷史經驗吸納進來，才能構建起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開展這項工作，需要經濟史學界和政治經濟學界攜起手來，共同努力，打造一個體現中國歷史，彰顯中國風格，飽含中國智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