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的中醫藥》白皮書、《中醫藥文化建設“十三五”規劃》、我國首部《中醫藥法》以及《關于加強“一帶一路”軟力量建設的指導意見》的相繼出臺，我國中醫藥事業發展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向國際社會傳播中醫藥文化，是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提高國際話語權的重要途徑，關乎中國文化內在價值的世界認同，而借助“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實施，中國與沿線各國開展中醫藥領域交流與合作的前景廣闊。

語言障礙是國際傳播瓶頸

在中醫藥文化海外傳播過程中，語言尤其是翻譯成為最大的障礙。究其原因，一方面，中醫文化理論很多來源于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且深奧晦澀，難以翻譯；另一方面，中西文化存在諸多差異，中國傳統醫學和西方醫學也有諸多學理上的差異，國外民眾的認知習慣難以同中醫學說的表達對接。據國家中醫管理局統計，中醫技術的應用目前在世界的傳播速度很快，約有160多個國家和地區應用中醫，但主要局限于針灸和推拿，更多的中醫文化知識遠未達到理想的傳播效果，中醫文化的國際影響力與中醫本身的內涵和厚度相比，相去甚遠。相關翻譯人才尤其是高端翻譯人才的匱乏，是制約中醫藥文化國際傳播的最大瓶頸。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需要科學的翻譯理論做指導。科學的翻譯理論需要我們轉變翻譯策略，翻譯時既要體現中華文化特征，又要考慮對譯入語讀者產生的理解障礙。要將翻譯中的異化與歸化要素相結合，必要時可以提高異化程度，這樣更能引起外國讀者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促進對中華文化的了解。

構建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加強中外人文交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中醫藥文化海外傳播話語體系無疑也應遵循這個原則。以我為主、兼收并蓄，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具體闡釋，為中國話語權的建構奠定了心理基礎、政治基礎與實踐基礎，更為我國對外傳播話語體系建設指明了方向，有助于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和全球治理能力，有助于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要采取“以我為主彰顯主權”的翻譯策略。做好中醫基本名詞術語和典籍的翻譯，既要具有中國特色，又要與西方主導的國際話語體系對接。翻譯策略上，須結合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擴大以異化翻譯法為主導的翻譯方法來表達中國文化特色詞匯，展現中國思想、貢獻中國智慧。簡單地說，文化、思想和理念是我的，當然解釋權應該在我，翻譯權也應該在我。

二要重視中外合作。中西合璧翻譯具有其獨特作用和價值。黨的十九大文件翻譯首次采用中外合作翻譯模式，得到國內外一致認可。在巨大的文化差異鴻溝面前，中醫名詞術語和典籍翻譯更應追求傳播的有效性和接受效果，外譯時雖以中國譯者為主，外國譯者的加入也不可或缺。但是，即使海外譯者在中醫藥文化外譯過程中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從長遠角度來看，還是應以本土譯者為翻譯的主力軍。因為西方譯者受“本族文化中心主義”影響，大多采取迎合譯語讀者的歸化翻譯策略，翻譯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曲解、誤譯中國文化的現象。中國譯者本身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往往以忠實為核心，更符合我國中醫藥文化外譯的長期需求。只有這樣，中醫文化翻譯才能做到既符合中國國情，又能與西方話語體系對接，真正實現融通中外話語體系的構建。

加快“全球公共產品”供給

當前，中醫藥文化海外傳播，需要跨越不同的文化、語言和話語體系，要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真正實現“走進去”，進入對方話語體系和思想文化體系，這也是中國文化海外傳播應該追求的境界。以史明鑒，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向歐洲介紹燦爛悠久的中國文化，為歐洲啟蒙運動提供思想材料，其貢獻不僅在于促進中華文明在西方的傳播，影響同時代的一批歐洲思想家和科學家，加深中西方思想體系和文化傳統間的調適與融合；而且在東西方文化尋求共同性和互補性的過程中，促進了雙方政治文化制度的相互吸收和仿效，為歐洲民族文化發展提供借鑒和參照。這對于當下中國文化國際傳播和中外文化交流仍具參考和借鑒意義。

更進一步說，中醫藥文化的國際傳播有利于堅持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和文化安全。我國領導人在諸多外交場合，引用國學經典和中醫理念為全球經濟“望聞問切”，旨在告知天下，中醫學的“陰陽五行”、“天人合一”、“中庸和諧”等觀念可為人類認識世界、解決文明沖突提供借鑒，更可為世界經濟的隱疾和危機“病灶”覓得良方，對癥下藥，從而治理好世界經濟，讓世界知道中國是一個有擔當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的發展是為世界和平努力的。這就是以中國智慧、中國思想、中國方案來創新全球治理，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重要精髓。“跨國公共產品提供者”將成為中國軟實力的新標簽，這既體現中國主動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外交理念，也符合中國發展新階段的需要。中醫藥文化的國際傳播在此過程中大有可為。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明清耶穌會士翻譯與中西文化科技交流”負責人、南京農業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