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ZD&089 李天虹：2010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成果要報11

李天虹教授發表論文

——《嚴倉一號楚墓遣冊記載的家居用席》

首席專家李天虹教授在《文物》2017年第9期發表論文《嚴倉一號楚墓遣冊記載的家居用席》，要點如下：

席是古人家居的常用物品。從已經公布的資料看，楚墓出土的遣冊往往記有家居用席，其記席方式，主要包括席名、席的包邊（遣冊稱之為“純”）和收納席的囊袋（遣冊稱之為“韜”或“襡”），言辭簡約。傳世文獻記席，大多也不外此。嚴倉一號墓遣冊，至少有約13枚殘簡記有關于席的文字。除上述內容外，另有兩方面內容不見于以往公布的遣冊，一是席的花紋，二是席本身以及“純”、“襡”或“韜”的長寬尺寸，為進一步了解戰國席的形制和使用，提供了新的信息和啟示。

嚴倉遣冊所記席都是“縱紋”，且有“十又六”“十又七”“十又九”“二十又四”等不同數目。這種記錄不見于其他文獻，嚴倉一號墓也沒有出土實物席，無法作直接對比。參考九店、信陽、塌冢楚墓以及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實物席，可以推知記席簡所記縱紋多少，是指席有縱向紋飾多少條（組）。古人按照走向和“個（組）數”來記錄席的紋飾，于我們是全新的知識。《詩?齊風?載驅》“載驅薄薄，簟茀朱鞹”，毛傳“簟，方文蓆也”，孔穎達疏“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蓆也”。從孔疏看，所謂“方文”的取意，與簡文“縱紋”之語似乎沒有關系。

嚴倉遣冊中有五件席子的長度都是9.2尺。《周禮?考工記?匠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準此，一般認為9尺是一筵的標準長度。那么嚴倉的九尺二寸席，也許就是文獻所謂“九尺之筵”。

包山簡263號記有一套寢席。該墓西室出土一折疊床，床上疊置兩張草席（387-3、4）和一張竹席（387-5），草席之上還有一床絲綿被，可見這三張席即簡263所記的寢席。床長220.8、寬135.6厘米。387-5號竹席殘長190、寬148厘米。387-3號草席長200、寬128厘米。信陽一號楚墓左后室也出土了床，長225、寬136厘米。這兩座楚墓出土的床大小規格大體一致，長約楚尺10尺、寬6尺，或許是楚床的一種標準尺度。保存最好的包山387-3號草席，長約楚尺9尺，正好合于“九尺之筵”。

當然，無論是出土實物，還是遣冊記載中的席，其長寬大小還有多種不同規格。楚遣冊記載的席，從功用看，分為寢席和坐席。出土實物中的席，放置方式有卷成筒狀、卷折和折疊三種。《禮記?內則》陳?《集說》“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斂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有學者據此認為墓內收卷放置的席應該是寢席。其實并不盡然。如沙冢一號墓出土兩件“卷起入葬”的竹席，長90、寬50厘米，其大小不適合寢臥，當是坐席。不過，大小規格既適用于寢臥，也適用于燕坐的席，當時以什么為標準區別其具體用途，亦或坐臥兼用，我們還不了解。嚴倉記席簡殘損嚴重，沒有發現有關席子功用的文字，根據現存文字很難判斷其具體用途。

嚴倉有兩枚簡所記席都是“素加豹之純”“廣六寸”。《詩?鄭風?羔裘》“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毛傳“豹飾，緣以豹皮也”。楚尺六寸，約合13.5厘米。包山二號墓出土竹席四件、草席兩件，竹席“用絹包邊3～3.5厘米”，草席“邊緣以絹包3～4厘米”。信陽一號墓出土的六件席，“用寬4厘米的粗絹包邊”。塌冢一號墓出土的竹席“周邊用絹包裹，兩頭寬5厘米，兩側寬6.4厘米”。這些絹質的包邊，都是“純”的實物。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草席，保存較好，“323號草席的周緣包錦……322號草席的周緣則包以青絹。兩條草席的包緣，正面兩側寬21.5厘米，兩端寬19和22厘米，背面四邊均寬2.5厘米，用絲線縫綴”，席正面兩側被包部分加起來，超過了整張席寬度的一半。

嚴倉有兩枚簡記載了席囊。其中一件席囊“韜”以“衛赤錦”制作，長8尺（合180厘米）或8尺有余；另外一件席囊“襡”，長10尺（合225厘米），廣合幅，即寬一幅，當2.2尺（合49.5厘米）。“韜”和“襡”的稱謂，已見于其他楚墓遣冊。同是席囊，或稱“韜”，或稱“襡”，是否有內涵上的不同，不得而知。布帛質的席囊不易保存，實物發現很少。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報告提到席“出土時卷成筒狀，裝在絹囊內”， “席囊為棕色絹質，用絲線縫合，上口用絹帶拴系”。就我們所知，這是目前僅見的有關楚墓出土席囊實物的報道，可惜報告沒有提供席囊圖片。

整體來看，楚遣冊記席，一般依次記錄席名和席純，然后往往兼及席囊。新出土的嚴倉一號楚墓遣冊，在此基礎上另記席的紋飾及其個（組）數，席以及席純、席囊的長、寬度，這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我們對楚遣冊記席方式的認識。“縱紋+數目”的記席紋的方式，不見于其他文獻，通過與墓葬出土實物對比，不僅可以推知這是記席紋的走向和整個席面所包含的紋飾個（組）數，同時加深了我們對出土實物的認識，也能為學者探討當時的竹草編織技術或方式提供啟示。至于這樣記錄紋飾是否別有深意則不得而知。嚴倉遣冊多見九尺二寸席，證明《周禮》所記“九尺之筵”似乎可信，如前人所說，這應該是筵席的一種標準長度。不過筵席尺度并不唯此，墓葬出土實物和嚴倉遣冊都表明，當時筵席大小有多種不同規格。之所以這樣，可以想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出自實用的需求。大小規格并適用于燕坐、寢臥的席，目前往往無從區分其具體用途，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不知道當時坐席、寢席的制作是否各有標準、有怎樣的區別；另一方面是可以利用的名實對應的資料還比較少。

最后還要留意，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中的相關資料并不算多，本文的探討有一定局限。將來可望有越來越多的出土資料面世，隨之，有關席制的研究和認識必將更加全面和深入。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