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進展情況

1、課題開題與子課題進展情況

“中印石窟寺研究”，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課題。經過去兩年國內的實地踏查與研究，目前課題總體執行情況較好，已經積累了數量可觀的圖像和文字記錄。尤其是2017年6月，我們組織課題組全體成員對新疆、山西和河南進行了一次為期三周的系統調查，采集數據頗多，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目前各子課題進展情況如下：

第一子課題“印度石窟寺”，由李崇峰負責，已經初步整理了印度佛教石窟寺的資料，包括文字、測繪圖、照片等，但現場調研與核查因為經費缺口較大等原因尚未實施。若獲得較充足經費，計劃明年進行。

第二子課題“中國石窟寺”，由李裕群負責，目前已經系統整理了中國佛教石窟寺資料，并已對若干重要石窟寺遺跡做了資料復核。迄今，我們對佛教傳入中土與石窟寺性質、中國石窟寺的分布及區域特色、石窟寺的分期及相關問題等有了新的認識，預計2018年開始撰寫初稿。

第三子課題為個案研究，即“中印石窟寺研究專題”，由陳悅新負責，在上述二子課題的基礎上擬探討中印石窟寺之關系及印度石窟中國化兩大問題。目前各成員已就自己承擔的專題做了初步研究，有些已經正式刊布發表，如《經變初探》（李崇峰）、《吐魯番吐峪溝石窟考古新發現——試論5世紀高昌佛教圖像》（李裕群）、《龍門石窟北魏佛像著衣類型》（陳悅新）等。擬于2018年底再開一次小型研討會，就各專題論文的撰寫及相關問題做較深入的討論。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2016年由“佛教考古學會(Society for Buddhist Art and Archaeology，簡作SBAA)”主辦的“南亞與中國佛教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由李崇峰、李裕群等具體負責組織，邀請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以及美國、日本和國內相關專家三十多人就這一主題做了深入研討。

3、學術會議與學術交流活動

此外，課題組成員還多次參加了國內外相關學術會議，并做主題演講或發表論文。

二、 研究成果情況

代表性成果簡介：

1.在佛教畫塑中，“經變”是隋唐以降地面寺院和石窟寺壁畫特別流行的一種類型。李崇峰撰寫的《經變初探》以敦煌石窟為例，系統探討了中國佛教藝術這一特有內容。敦煌石窟唐代畫塑變相或經變的經營位置、布局、樣稿或粉本，多是直接或間接出自長安或洛陽。至于其它地區唐代地面寺院和石窟寺中的浮雕變相或壁畫經變，在李唐大一統的政治與文化背景之下，受當時都城佛教藝術典型樣式之影響，其經營、布局、題材、粉本、樣稿或畫范也應源自兩京，即畫史所記“天下共推”。此文在學界受到高度關注。

2. 吐峪溝石窟考古發掘，是2010年“中國考古六大發現”之一，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作為發掘主持者，李裕群根據吐峪溝新發現的佛教石窟及壁畫、地面佛寺遺址和出土的大量經卷，完成了《吐魯番吐峪溝石窟考古新發現——試論5世紀高昌佛教圖像》。他認為：新發現的兩處中心柱窟的壁畫風格均顯示出較早的時代特征，題材內容也前所未見，具有較強的地域特色，初步推斷洞窟約開鑿于公元五世紀，這對于研究吐峪溝石窟群的年代及開鑿次第提供了寶貴線索。與此同時，此次發掘出土的大量文書殘片，包括漢文、粟特文、藏文、回鶻文、婆羅迷文等，最早者可推定為公元四、五世紀，這為研究吐魯番地區的社會生活、宗教信仰和古代語言等提供了新的寶貴資料。在此基礎上，作者論述了吐峪溝石窟所反映出的高昌佛教的若干問題。

3.《龍門石窟北魏佛像著衣類型》依據作者新近現場調查所獲，發現龍門石窟的北魏佛衣以上衣搭肘式和上衣重層式為主，前者與云岡石窟有直接的承襲關系，后者可能受到了南朝文化的影響。龍門石窟的佛衣樣式，對當時北魏領域內各地佛教造像的雕造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此基礎上，陳悅新探討了“褒衣博帶”和“裳懸座”兩個術語，認為二者無法說明佛衣的披覆概念與披覆形式。這應是近年關于佛像服飾研究的最新成果。

4.李聿騏《北朝石窟中弟子像法服初探》，系根據作者在中原北方著名佛教石窟寺調查報告撰寫完成。她認為：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中佛弟子在北魏時期皆穿寬博法服，應是受到了漢族傳統的褒衣博帶式大衣影響，系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的結果。至于響堂山石窟中東魏北齊時期雕造的弟子像，則多轉奉天竺舊俗，在傳統三衣基礎上，中土弟子法服通常包括四件，即內衣、上衣、大衣及僧祇支，其中大衣作右袒式披覆。這應是東魏北齊王朝崇尚西域文化，即北齊“西胡化”之結果。這是目前國內外關于佛弟子法服研究的重要文章，受到了學界的好評。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