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東周王城研究”負責人、遼寧師范大學教授

目前，我國許多城市都是“古今重疊型城市”，是歷史城市的延續。這類城市的共性是沿用時間過長，歷史古跡破壞嚴重，作為九朝古都的洛陽就是這類城市的代表之一。而建都時間早在公元前770年、建都時間長達500余年的東周王城，作為古都洛陽城市考古的一部分，從文獻和考古整合的角度對其進行探究，可謂是城市考古研究的一個有益探索。

碎片化資料分類分析

以求達到體系化

城市考古研究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資料的碎片化。筆者在進行東周王城研究過程中，首先致力于東周王城布局規劃研究，將其規劃思想與功能分區弄清楚。具體做法就是把發現的重要遺跡及其分布范圍落實到大比例尺的東周王城遺址圖上，基本勾勒出東周王城的基本布局。在此基礎上，對重要遺跡的始建年代、使用年代和廢棄年代進行判定，這樣就對東周王城各階段的布局及其演變有了初步認識。這是進行東周王城系統研究的前提。

東周王城的考古資料不僅是碎片化的，還呈現出雜亂無章的特點，如何在這些雜亂無章的資料中找尋重要的信息，并將之體系化，是我們做好城市考古的基礎。哪些屬于重要的信息？如東周王城城墻的發現，城壕的發現，城墻和城壕是以點、段連接成線，從而勾勒出城址輪廓；還有宮殿建筑基址的發現，包括范圍、形制、時代與性質；大型王墓、車馬坑、祭祀坑等構成的王陵區的發現與確認；城市道路交通的發現和給水排水系統的發現；手工業作坊遺址的發現，包括其范圍、時代與性質；倉窖區的發現；貴族墓葬和一般墓葬的發現與分布規律；居址的發現等。上述就是構建東周王城系統研究的重要信息，把它們從雜亂無章的信息中揀選出來并加以分類分析，才能達到體系化的目的。

拓展研究深度

是對相關歷史背景進行深化

拓展研究廣度就是進一步擴大研究的范圍。以東周王城的城墻研究為例，除學界原已認定的外郭城，我們還發現了宮城城墻的線索。通過擴展研究發現，東周王城并不是原來學界認識的僅有郭城而無宮城的都邑形態，而是內城外郭的傳統都邑形態。東周王城不僅存在宮城，宮城還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春秋時期的宮城面積廣大，整個東周王城的西南部均屬宮城范圍；戰國時期，宮城一分為二，西半部分為宮城，東半部分為倉城，中間有城垣和壕溝相分隔；戰國晚期，在郭城南東周王城的西南部瞿家屯一帶為規劃有序的宮殿建筑群，論證其為戰國中晚期最后一位周王——周赧王的居地。

再如，通過對東周王城王陵區的系統研究，能夠論證該陵區為周平王至周簡王的春秋時期王陵區。在此基礎上，擴展對東周有關王陵區的研究，其一是論證了春秋晚期的靈王、景王、悼王加上戰國末代周王——周赧王的陵區為西南距東周王城遺址約3.5千米的周山陵區；其二是戰國時期的王陵區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論定該墓地為周敬王至周慎靚王時期的戰國王陵區；其三是東周王城內西北部小屯村一帶的一至四號戰國大墓，論定該區為西周君陵區，并對該陵區的范圍進行了界定。

拓展研究深度就是進一步對東周王城相關歷史背景進行深化研究論證。如東周王城營建過程的背景分析：東周王城始建時僅筑宮城未筑郭城，與時間倉促、財力及其天下共主地位的穩定有關；后筑郭城，是因為該時期東周王城成為了西周君的領地和實際控制的都城，此一時期兼并戰爭頻發，西周君又沒有天下共主的金字招牌，必須筑郭城以自保；戰國中晚期在郭城南的西南部瞿家屯一帶修筑的小城，應為周赧王的居地，藉此對東西周的相關史實進行探討。還有定都洛邑的歷史背景、宮城偏居西南隅的綜合因素考量、“谷、洛斗，將毀王宮”事件的環境因素考察等等。

考古與文獻抵牾時

需以考古資料為先

在東周王城的研究過程中，一個現象令人深受困擾，就是考古與文獻時常抵牾。那么如何整合呢？如東周王城的形制布局問題，根據《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文獻研究學者長期以來一般認為東周王城是形制極為規整的城邑形態，但考古發現并非如此。

考古資料顯示，東周王城的外郭城并不規整，特別是西墻蜿蜒曲折并有幾段明顯的轉折；宮城并不位于城址中央，而是偏居西南一隅；城內發現一部分的道路，但并不是如文獻記載的那樣是“九經九緯，經涂九軌”。這種情況只能以考古發掘為基準。我們再去參閱《管子?乘馬篇》的記載：“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上，必于廣川之中，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兒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從《河南府志》“周公營洛圖”還可以看出，東周王城北靠邙山、黃河，南面伊闕，洛水在南、澗水在西、瀍水在東，構成東周王城河山拱戴的理想建都之地。也就是說，東周王城的規劃和布局糅合了《周禮?考工記》和《管子?乘馬篇》中理想與實際相結合的思想，較好地詮釋了古人立都注重人地關系和諧統一的思想。

此外，文獻還有關于東周王城始建和使用時期的一些歷史事件，與考古發現也有抵牾。如東周王城始建于何時？根據相關文獻，有學者認為始建于西周時期，有學者則認為始建于東周時期。考古信息顯示，東周王城始建于東周時期，我們只能尊重事實，即東周王城始建于東周時期。東周王城發掘報告認為東周王城城墻始建于春秋時期，這樣就能與《左傳》中記述的春秋時期與王城有關的歷史事件相吻合了。但在系統整理東周王城郭城城墻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東周王城郭城城墻始建年代不是在春秋時期，而是戰國時期，這樣的發現并不是孤例，在東周王城的東、北、西、南四面城墻的發掘中均有這樣的證據支撐；更為重要的是，東周王城郭城東墻的南段建在東周王城春秋王陵區內，將東周王城春秋王陵區分割為城內和城外兩部分，這樣的情況在春秋時期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上述證據表明，東周王城郭城的始建年代在戰國時期。但這樣一來，就與《左傳》中記述的春秋時期與王城有關的歷史事件產生了抵牾。如何采信？通過深入研究，我們確認東周王城營建初期的春秋時期僅建宮城而未筑郭城，是內城外郛的城邑形態；根據相關研究，外郛也有城門，而且這種內城外郛的城邑形態是先秦時期城邑形態的主流；至戰國時期，東周王城才形成了內城外郭的城邑形態。這樣，東周王城的始建及沿用就能與《左傳》中記述的春秋時期與王城有關的歷史事件相吻合，而不至于相互抵牾。這樣的整合，是基于考古資料的優先權，但又必須重視相關文獻記載。

通過對東周王城的系統研究，我們發現，文獻記載基本可信，之所以認為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有所抵牾，主要原因是我們研究還不夠深入，無法對某些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