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的文獻計量學概念，指的是那些發表學科（領域）論文較多、使用率（引用率、轉摘率）較高、學術影響較大的期刊，其理論支撐是通過期刊論文“主題”的劃分來反映期刊論文分布情況的布拉德福定律，和通過期刊論文引用的“積累”來測定期刊論文聚集情況的加菲爾德定律。核心期刊概念始于20世紀30年代，其核心目的在于通過探索文獻分布規律，以求得到合適的核心期刊篩選方法和期刊數量。布拉德福定律的現實意義在于，通過主題文章的分布分析來獲取一定數量的核心期刊，從而減少讀者面對浩如煙海的信息導致的選擇困難，使讀者在選刊時更有針對性。至60年代，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問世，利用該引文庫的引證途徑和科學數據，通過對引文的統計分析得出期刊論文的集中分布核心區域和相對分散的相關區域，進而反映文獻的分布規律，這就是著名的加菲爾德定律。加菲爾德定律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從作者的引用行為上反映科研人員對期刊的使用情況。不論是布拉德福的文獻聚散定律，還是加菲爾德的引文集中定律，反映的都是文獻發表和使用的集中性特點，也正是因為文獻分布存在這種客觀現象，后人才引申了它的另一個實用功能——學術活動的評價角色。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學術界開始逐步接受核心期刊概念，并將它應用于學術活動中。北京大學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南京大學的CSSCI和武漢大學的《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這四家大眾眼里的評價機構相繼推出的期刊評價報告或期刊評價指標排名，無論他們自己如何解釋其研制目的，多年來還是被學術界或學術管理部門作為一種評價手段應用于學術活動中，畢竟核心期刊的出現為人們提供了一種不同于傳統評價主體的新的評價方法，這種方法在提高期刊整體學術質量、提高期刊編輯質量、促進學術發展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核心期刊的“歷史功績”不容否認，它為圖書館遴選期刊降低了人力資本，為圖書館定向采購期刊節約了資金成本，為研究人員查找資料、提高閱讀效率降低了時間成本，為績效考核、項目申請、人才選拔提供了必要的參考依據，等等。總之，核心期刊在科研活動中的“助力”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也正因為如此，近年來凡上述種種活動都唯“核心期刊”馬首是瞻。那么，核心期刊的評價功能果真如此“神奇”嗎？非也，因為核心期刊評價的對象是期刊整體而非論文，其文章絕非篇篇上乘之作。核心期刊的影響因子真就能反映期刊的學術質量嗎？非也，因為影響因子只是從期刊的被引用情況反映期刊的關注度，不直接說明其學術質量的高低。核心期刊的摘轉率指標是判斷期刊學術影響力的重要標準嗎？非也，因為我國主流文摘期刊的數量及載文能力、學科覆蓋程度與編輯能力和數量呈千倍之差的學術期刊數量之比，差距太大，并且文摘期刊內部又有自己的摘轉原則——控制刊均摘轉數量而無法形成自然狀態下的“摘轉率”指標，故而此指標的客觀性有待商榷，應用權重有待考證。凡此種種可以說明，核心期刊的功能與作用客觀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讓其泛化地背負起學術評價的重擔，使其成為學術期刊質量評價的唯一標準或依據確實勉為其難。核心期刊不能承受之重！

近年來學術不端現象頻出，文章惡意互引、抄襲、造假等現象屢見不鮮，特別是我國科技類期刊被國外知名雜志批量撤稿事件，更是引起國人對期刊評價的深刻反思，核心期刊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然而聲討之聲的指向有點偏了，一些人認為是核心期刊的指標設置和評價方法出了問題。其實，任何指標的設置都有其考量的目標，都是從推動期刊影響力的角度出發的。評價機構在指標推出前必定要做大量的調研工作和測評工作，在取得相對可靠的驗證后才用于實踐。而如何運用這些評價指標則應該是期刊管理部門和期刊編輯部門以及期刊使用者根據各自不同的目的需求把控尺度、掌握指標的應用。一些人不去了解或不以應有的學術態度去了解核心期刊的研制目的、應用范圍、指標概念、統計方法等，只是一味地排斥核心期刊，只要感覺對自己不利便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表現出極強的利己性，這既不是學者應有的治學態度，更不利于期刊的健康發展。此外，科研管理手段的落后與缺失、監管部門能力有限和學術共同體參與不到位也導致在期刊評價中產生的問題與矛盾指向核心期刊的研制。

期刊評價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既有“人為”的因素，也有機制上的要求。筆者認為，在健全和完善我國期刊評價機制方面要先抓好三個方面的工作，即評價指標體系設計、數據庫建設和學術共同體參與。

一、評價指標體系。核心期刊評價廣遭詬病的原因是評價指標單一、簡單泛化、可操作性差等。嚴格講，期刊評價是系統工程，它既是學術評價的一個組成部分，又自成系統。一個設計合理、邏輯關系明晰、指標易于實現的評價指標體系，既應該從政治標準、學術標準、編輯標準、出版標準等具有引領導向作用的宏觀層面對學術期刊整體建設進行思考，又要從微觀角度考慮評價對象的學科特性、類別屬性、層級差異等因素，同時還要兼顧評價指標的有效性、可操作性和拓展性，進而達到改進和提升期刊學術質量的目的。此外，由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期刊具有鮮明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屬性，期刊評價必須將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價值導向放在首要位置，這一點在指標體系的設計上必須有明確的體現。

二、數據庫建設。期刊評價至少要有兩個數據庫做基礎支撐，一是引文數據庫，另一個是評價專家數據庫。期刊引文數據庫顧名思義就是將各種參考文獻的內容按照一定規則記錄下來，集成為一個規范的數據集。引文數據庫主要作用表現在：通過統計論文的施引與被引情況反映期刊的利用程度，其期刊與學科的關系指標、摘轉指標、影響因子指標均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期刊的學術影響力；通過考察引文庫論文的應用情況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期刊的政策影響力；通過論文引證情況可分析期刊國際傳播狀況，從而反映期刊的國際影響力。一個學科覆蓋全面、數據完整、質量優良、遴選科學的期刊引文數據庫是期刊量化評價的必備要件。而期刊評價專家庫是期刊定性評價公開、公正的保障。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同行評價方法，專家評價在學術期刊評價過程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專家庫的建立要有一整套完備的遴選規范，包括遴選原則、遴選標準、遴選指標、專家產生方式以及易于實現的技術手段支撐。入庫專家要具備綜合素質高、道德修養好、研究功底厚重、對某一學科領域研究現狀與發展有足夠了解、在業界有一定權威性和代表性等。只有具備一定規模且具有規范性、標準性、可操作性的高質量學科專家庫的支持，才可避免以往期刊評價時“散兵游勇”式的作業方式，實現靶向評價，最大限度地避免人情評議，進而達到公開透明、彰顯公信力的同行評議的目的。然而目前幾家社科期刊評價體系中尚缺少這樣的評價專家數據庫，這種局面亟待解決。

三、學術共同體參與。期刊評價是系統工程，不僅需要量化結果的數據支持，更需要同行評議，包括資深編輯、學科專家、評價機構等學術共同體來一起完成。以往的學術共同體，指的是從事科學研究、具有共同信念、共同價值、共同規范的群體。隨著社會發展，構建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的訴求愈發迫切，期刊的學術評價主體不妨做些突破，將評價主體外延擴大，形成一個由期刊界同行、學科專家、重點讀者參與評價，評價機構搭臺、管理部門監督的新型期刊評價共同體。在這個新型評價主體中大家各司其職、恪盡職守。期刊編輯部門要嚴格內部評審規范、編輯規范、出版規范、信息化建設等制度建設；專家學者要以高度的責任心、敬業精神和責任感，對期刊的學術性、規范性、前沿性、影響力等方面履行評議責任；期刊管理部門和各級期刊協會組織要認真履行監管職責，勇于擔當，抓好期刊出版事后審讀的組織工作，使其制度化，讓同行評議的作用真正發揮出來；評價機構則要承擔起制定和完善期刊評價標準、構建期刊評價體系、協調各方關系的職責，打造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的高水平的專業化平臺。

實際上，只要核心期刊不被學術職務牽涉、利益獲取等諸多因素所綁架，還核心期刊本來的學術角色，良好的學術評價生態將不難實現。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