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全球化的一個內在變量，中國崛起過程必將帶動新一輪全球化進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大國紛紛深陷泥潭，國內自由秩序與國際自由秩序遭遇雙重沖擊，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與意愿開始下降。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等新興國家奮發有為，為推進陷入困局的全球化積極實踐。在原有全球化基礎上，中國以創造性手法貢獻出“一帶一路”、“亞投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全球治理的新機制，以包容共享理念，對舊有的全球化秩序升級擴容。縱觀歷史趨勢，全球化興衰往往與新興大國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一次的權力轉移都推動著全球化進程的又一次“擴容”。從15世紀麥哲倫環球航行開始，全球化早期的1.0版發端于歐洲；而隨著工業革命的推動，全球化開始整合西方世界，形成以英國為中心的全球化2.0版；而美國的崛起再一次擴展了全球化進程，形成美歐跨大西洋共治的全球化3.0版；冷戰后，隨著亞洲特別是中國的崛起，跨太平洋合作時代構成了新一輪全球化進程的大背景。在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中國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第一，以中國為引擎促進全球經濟增長，抵御逆全球化趨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伴隨著全球經濟增長疲軟和全球價值鏈的收縮，全球貿易增長顯著放緩。相關統計數據顯示，自2012年以來，全球貿易量大幅減少。據世界貿易組織最新預測，相比國內生產總值（GDP）2.5%的增長率，今年全球貿易增長率僅為1.7%。這是近15年來全球貿易增長率首次顯著低于GDP增長率。此外，根據全球貿易預警（Global Trade Alert）組織報告，2015年出臺的貿易保護措施的數量相比2014年多出了50%，同時它也是當年實施的自由貿易措施數量的三倍。就國家來看，2015年美國實施了最多的貿易保護措施，高達90例，俄羅斯、印度分別以86例和67例緊隨其后。與一些國家紛紛高舉保護主義旗幟不同，中國堅持推進全球化進程，充當了世界經濟穩定的“壓艙石”。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全球經濟增長最大貢獻者，中國在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被寄予厚望。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達到33%，是全球經濟第一引擎。2017年3月亞洲大部分地區制造業再次獲得穩健增長，中國再次引領潮流。

第二，在全球經濟社會發展領域，中國成為凈輸出國。2016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商務旅游市場，2015年，中國公民出境旅游人數達到1.2億人次，旅游花費104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2%和16.7%。在世界經濟普遍不景氣的背景下，中國游客在全球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此外，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并購活躍，領域不斷拓展。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商品貿易出口額由2001年的2660.98億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2765.7億美元，增長了約7.6倍；進口由2435.53億美元增加到16820.7億美元，增長了近6倍。如今，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經濟體與眾多初級產品的最大買家。這種顯著的經濟成就對世界產生了廣泛的吸引力。“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公共產品開始被視為中國的新名片和“軟實力”標識。在金融方面，中國推動全球金融治理規則走向完善。2015年以人民幣結算的跨境貿易額高達1.1萬億美元，占到中國對外貿易額的30%和全球貿易額的3%。而在2000年，跨境貿易結算中還看不見人民幣的蹤影。通過推進與澳大利亞、日本、韓國、俄羅斯等主要貿易國的雙邊協定，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除香港地區外，中國央行設立了近20處境外人民幣清算中心，分布在新加坡、紐約、倫敦、法蘭克福、多哈等全球金融重鎮。

第三，倡導包容共享理念，用新型價值觀引領全球化進程。長期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天下為公”的世界關懷，歷屆政府也強調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的特殊責任。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盡管物質上一窮二白，但是依然不忘歷史擔當。毛澤東多次以宏大的志向號召中國人民為世界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強調，“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這種大國使命感促使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十八大報告正式將“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上升到戰略高度。“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人對當今世界的一種深刻理解，是對人類發展理念的重要啟發。這種強調與周邊國家“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合作共贏”的新理念，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把“你”和“我”，變成了“我們”。盡管中國倡導的新型理念可能會遇到各種挑戰，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正在用一種不同于西方國家的行為方式與價值理念，為世界治理提供一種新的選項。

第四，積極發揮比較優勢，供給全球公共產品。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逐步進入奮發有為新常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為代表的新戰略，勾勒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布局。首先，針對周邊國家需求，供給發展類公共產品。作為公共產品，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思路為各國更大范圍配置、整合與借用資源提供了廣泛機會。2017年5月14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29位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及聯合國秘書長等重要國際組織負責人出席，這是中國對一帶一路進行制度化、多邊化、長期化的一次重要嘗試，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其次，完善國際金融治理。十八大以來，中國主導提議成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絲路基金”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一系列新的金融機構和機制，突出體現了中國制度創新的潛力，彰顯包容開放與合作精神。2017年6月16日亞投行理事會批準阿根廷、馬達加斯加和湯加3個新意向成員加入，至此亞投行成員總數擴至80個。從成員數量上看，亞投行已經超過了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成為僅次于世界銀行的全球第二大多邊開發機構。再次，積極參與區域安全合作。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安全領域進一步深化了既有參與，呈現積極進取態勢。2017年6月9日，上海合作組織吸納印度、巴基斯坦成為新的成員國，這是上海合作組織的首次擴員。作為首個以中國城市命名的國際安全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國發起的重要公共安全產品。該組織所遵循的“上海精神”強調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為地區安全貢獻新的指導原則。

在新的全球化進程中，全球化規則發生深刻的再調整，不同的行為主體重新構建符合自身偏好的全球化進程。這一全球化的動能轉換、系統升級的過程雖然復雜，但趨勢難以逆轉。全球化擴容不是贏者通吃的邏輯，而是在于相互塑造，達到秩序和諧，這種新邏輯是一種“再全球化”的進程。之所以用“再”來界定當前的全球化進程，是因為全球化擴容并非完全另起爐灶，而是從內部改革來升級現有國際架構。隨著中國與世界“再次相遇”，在規則和形態上我們將創造一個從未想象過的嶄新的全球化模式，這個模式脫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的新趨勢，致力于將塑造與被塑造的過程辯證統一起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專項工程課題“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方略與外交新戰略研究”（16ZZD02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