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誠信教授的《現代權利理論研究——基于“意志理論”與“利益理論”的評析》是2016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入選作品。雖然作者并未明確使用“范式”或“范式轉換”的語詞，但在本書中所做的工作，卻實實在在是一場極具開創性、令人期待也充滿挑戰的關于現代權利理論范式轉換的探索，是一次引入新的問題意識、理論視角、分析工具對權利的哲學基礎、本體概念、本質內容、邏輯結構、規范效力等進行系統性重構的思想實驗。

這場路徑探索或者思想實驗之所以值得期待，首先在于學術旨趣、問題意識和理論起點的正確錨定。

作為具有學術背景的權利理論研究者，作者在字里行間隱含地流露了強烈的學術旨趣和理論認知：在受資源稀缺性限制的現實世界中，人的“個體自主性”的構成性要素或支撐要件分別是“自由意志”和“利益滿足”。職是之故，在權利理論阡陌縱橫的迷陣中，作者將理論關注點投向了“意志理論”和“利益理論”，發現了發展到極致的兩種經典理論本身所固有的顧此失彼、自顧不暇并且無法自我糾正的癥結性問題，進而提出尋求一種新的、更具解釋力和建構力的權利理論范式，來更好地吸收、整合“意志”和“利益”這兩個分別由“意志理論”和“利益理論”所發掘卻又未能周嚴闡釋和保護的權利本質要素。應當說，這是一種權利理論范式轉換的正確打開方式。

在作者對“意志理論”、“利益理論”、“混合理論”、“多功能理論”之繁復脈絡所做抽絲剝繭的梳理分析中，我們受到如下啟迪：1.“意志”和“利益”作為權利的“本質要素”，反映了維護人類“個體自主性”的客觀要求，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和理論公設，有生命力的權利理論范式應當能夠全面涵涉這兩個構成性要素并且良好處置兩者之間的整合關系。2.作為兩種理論形態，“意志理論”和“利益理論”都在理論的建構上固有不可自我治愈的硬傷——兩種理論大致分別以康德義務論倫理學和邊沁功利主義倫理學為哲學基礎，在由元價值生發規范性分析的理論建構過程中，這兩種理論會不可避免地傳承其哲學基礎原初攜帶的基因缺陷或者發生“意義”流失的基因變異，從而遭遇理論和實踐的困境。3.前述理論和實踐中的難題，在哲學基礎、規范分析、制度實效等關鍵環節上宣告了“意志理論”和“利益理論”的范式性失敗。即使混合理論和多功能理論努力在不動搖其根本理論框架的前提下對二者予以最大程度的疊加、調和，也于事無補。這里所需要的是一種新的視角、新的方法、新的理論參照系和新的理論闡釋，即一種新的權利理論范式。至此，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作者對權利本質要素的界定十分契合常識性理解和期待，而其對“意志理論”和“權利理論”作為“常規科學”所面臨“科學革命”的診斷又是那么的精當。

這場路徑探索或者思想實驗之所以令人欣喜，主要在于尋到了一個適切的新視角，并從該視角闡發了關于權利的新“真相”。

當作者意識到必須跳出“意志理論”和“利益理論”的窠臼而尋求整合“意志”和“利益”的第三條道路時，在兩種經典理論的失敗之處，他發現了打開“美麗新世界”的密鑰：權利理論所闡釋的，應是經由“法律”所評價和選擇的“利益”，即“法律權利”，而非由個人或者特定理論學說所評價和選擇的利益；構建新的權利理論，所需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誰來選擇”、“如何選擇”；在文明世界中，最能解決這些問題的進路是“程序”，即通過正當程序，保證人人自由、平等參與選擇，經由溝通和協商，完成利益的確認和分配。

由此，“自由意志”和“利益”在“正當程序”中實現了結合，“權利”在本體上成為“正當程序”選擇而出的“正當利益”，而權利的產生、證立、適用、實施及其內容、結構、效力等一切方面，均可由“正當程序”這一基石范疇來解釋和建構。從“自由意志”、“利益”到“程序”，這暗合了西方哲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論大轉型的浪潮，從哲學基礎到制度規范再到運行實效，全方位更新了我們對“權利”的理解和認知。其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權利哲學基礎變造中所做的探索：在“權利主體”的設定上，作者將其塑造為“人人”，相較于“意志理論”和“利益理論”對“人”的形象假定，作者筆下的“人”不僅是做出“自由選擇”的人，而且是作為“最高目的”、固有“絕對價值”和“尊嚴”的人，并且是必須在最低限度的“利益滿足”中才能確保“主體性”的人。

這樣的主體設定，避免了“意志理論”和“利益理論”無法解釋非人和理性不完備之人的權利、不可轉讓和不可讓與的權利、弱勢群體權利、基本人權為社會選擇設定邊際限制等短板；在作為利益評價和選擇基準的“正當性標準”的設定上，作者將從“實質性價值標準”轉換為“程序性價值標準”，即只要程序正當（確保人人自由、平等參與選擇），選擇的實質內容和結果即為正當，這大大提升了法律對價值多樣性的包容和涵括，是“程序理論”的又一重大優勢。

依循作者所開辟的“程序理論”進路，我們還意識到，權利不僅是一套靜態的制度規范，更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過程和程序，這其中，只要程序正當，各種理由和論證均可參與討論和協商，可以從容地追求法律作為“實踐理性”而自然應當追求的“情境正義”和“個案正義”；另外，類似于哈特對“第一性規則”和“第二性規則”的區分，權利也可分為“權利”和“關于權利的權利”，即“基礎性權利”、“輔助性權利”和“救濟性權利”。這樣，混雜著權利的價值爭論、規范爭論和事實爭論的權利難題，可以得到條分縷析的辨識和厘清；此外，作者關于私法義務和責任的重解，也同樣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說，大面積的理論創新和方法論創新在本書中俯拾皆是，令人驚喜不斷。

這場路徑探索和思想實驗還只是一個漂亮的開端，正如作者所指明的，這是一項開放的、有待繼續完成的事業。盡管如此，作者畢竟找到了一個富于生命力和創造性的理論范式，有了值得稱道的開端并且顯示了將其繼續予以完善的強大學術能力！

（作者系吉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