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全清戲曲》整理編纂及文獻研究”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先秦儒家有諸多對于君子人格的論說，樹立了君子人格的理想。這些關于君子人格的理想，構成了君子文化豐富的內涵，隨同整個儒家思想體系，在后世不斷得到傳承和發揚，并轉化為普遍的文化實踐，具有積極的歷史作用。

關于君子人格理想的論說，主要集中在先秦儒家典籍之中。這些儒家典籍成為經典之后，歷代學人不僅反復習誦，而且不斷進行注疏闡釋，在泱泱典籍中，形成了“經學”。先秦儒家關于君子的論說也就不斷被傳承和弘揚。

由于儒家思想是中國歷代主流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所以經學幾乎貫穿整個中國歷史，而對于先秦儒家關于君子論說的解釋和闡發也綿延不絕。它們既是君子文化的組成部分，又讓一代代學人承接了君子文化的血脈，進而轉化為君子文化的實踐。

君子文化的實踐，主要體現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士大夫層面。士大夫是讀書之人，他們所讀之書當然以儒家經典為主；士大夫也往往是執政或參與執政之人，自唐代以后，他們為了通過科舉考試，更要熟悉儒家經典。因此，君子文化對他們有著更深入的浸潤，也更容易轉化為實踐行為。

例如，宋代的蘇軾仰慕古代君子的風范，“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于中，而發于詠嘆”（《南行前集序》）。他對君子的人格有著自己的思考，認為君子應該是明“大義”之人，“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于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屈到嗜芰論》）在他看來，君子也應該報效國家，“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其以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其以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盡管蘇軾一生多次被貶謫，卻保持著永遠的君子風范。君子文化的熏陶和他本人對君子人格的思考，使他成為君子理想的踐行者。

與蘇軾的情形相近的，還有明代的王陽明。他對于君子人格同樣有自己的思考，其《答友人》這樣論說君子：“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于外，唯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于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群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王陽明結合自己曾經被“左右交讒”“禍且不測”的經歷，闡發了“君子之學，務求在己”的觀點。君子通過學習，有自己的見識，從而內心有定力、有自信，毀譽榮辱不足以讓自己情緒波動。他從人生實踐中獲得對君子人格的認識，又以此實踐自己的君子人生，遭到貶謫并不氣餒，忠君報國依然如故，最終成為一代圣賢。

君子文化的實踐突出體現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歷史環境中。在明代后期，閹黨專權，一批具有君子人格的士大夫橫遭打擊，左光斗就是其中一位。面對朝廷小人當道，他說：“君子之別于小人者，清與濁而已矣。君子之不能容小人，猶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清濁異，則其好惡不得不異也。”（《左忠毅公集》卷二《科臣挾逞私心倒飜國是疏》）他堅守君子操守，與楊漣等人彈劾閹黨魏忠賢，被誣陷下獄冤死，完成了自己君子人格的塑造。他的學生史可法曾經到監獄探望他，寫下了著名的《左忠毅公逸事》。在抗擊南下的清軍期間，史可法給一位朋友寫信，說道：“弟雖庸陋無聞，竊愿附正人君子之列……左老恩師立朝正色，憐士清心，行者頌之途，賈者談之市，況我輩摳衣絳帷、親承知遇者乎！”（《史忠正公集》卷二《致某》）可見，正是在左光斗的直接影響下，史可法追步乃師的君子人格，希望自己也附入“正人君子之列”。正是君子人格的熏陶，史可法才在揚州城破之后，縱身投江，和左光斗一樣，以生命為代價，完成了自己君子人格的塑造。

先秦形成的君子理想人格，不僅被后世諸多的士大夫所仰慕、所實踐，而且由他們進一步弘揚和傳播，推展到更廣闊的社會層面，從而讓君子文化深入人心，傳之彌久。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中就有不少這樣的故事。《三原學案》引楊爵《漫錄》的記載：明代呂涇野先生過某府，太守陪坐。太守的兒子讀書樓上，聲音很大，太守就讓兒子“當微誦，恐損傷”。過一會又讓人催兒子按時吃飯，曰：“勿令饑。”呂涇野就對太守說：“公之愛子，可謂至矣，愿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呂涇野經過順德府，太守為他餞行，地方靠近養濟院。他讓人送一桌饌食到養濟院，對太守說：“愿公體我此心，以惠恤鰥寡可也。”楊爵聽到這兩件事后感嘆不已，認為“使志道君子常得與先生相親焉，獲德容，聞至論以自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政之不善也”。在楊爵看來，呂涇野的君子之道，能夠感化更多的人成為君子。他記錄下了呂涇野的事跡，黃宗羲又將其錄入《明儒學案》，讓這樣的君子事跡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

文學作品是傳播和弘揚君子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不少古代作家在作品中表達對君子的贊賞，塑造君子形象。詩人李白《贈韋侍御黃裳二首》有句：“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既是對韋黃裳君子風范的贊美，也表達了“受屈不改心”方為君子的看法。杜甫《天末懷李白》中以“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的詩句，既表達了對李白的牽掛之情，同時也將李白視為君子。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以讀書人為主要描寫對象，其中有對偽君子的辛辣諷刺，如戴著秀才頭冠的王德、王仁，也有對真君子的書寫和贊美。作品第三十六回所寫的虞育德就是一個有君子美行的人物。他有仁愛之心，碰到一個鄉民因為無錢葬父，盡管自己不富裕，卻慷慨接濟。他不貪圖功名富貴，參加科舉考試也只是為了衣食飯碗，考中進士后，別人都想謀個肥缺，他因為年屆五十，只得了一個南京國子監博士的“閑官”，卻也歡喜萬分。他秉承著先秦君子“誠之為貴”的品格，以誠待人、以誠處事，中進士時，別人都將年齡改小，他卻填實足年歲；他接濟鄉民，也實話實說，自己剛剛得到一點銀子，也要養家糊口，所以只能拿出四兩讓鄉民回家安葬父親。小說的敘述和描寫中，雖然沒有用“君子”贊美他的品格，但回目卻大書“常熟縣真儒降生”，將他視為“真儒”，令人敬重。

歷代士大夫文人對君子文化的弘揚和傳播，讓君子文化深入人心。在記載古徽州宗族的《休寧名族志》中，我們就看到諸多山村鄉民有“古君子之風”：任夢桂“性沉默好讀書，入太學，不樂仕進，嘗筑別業于松蘿之阿，隱居其中，農樵自給，足跡鮮入城市，有古君子風”；陳世淳“承家詩禮，好學不倦，有古君子風”。《新安名族志》中記載，一個叫韓欽的過早去世，其妻子金氏“冰蘗守節，撫三孤子成立，家業過前，鄉人咸稱女中君子”。這些小民君子的事跡，說明君子文化已深入社會各個層面，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