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情緒影響人際信任的效應與機制研究”（31500905）階段性成果

心理學研究表明，自然環境對個人內在心理特質的發展與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隨著氣候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研究者開始著眼探究氣候對人們心理狀態的影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任是人際關系的基石。在有關信任的近期研究中，人們也發現了生態環境因素對信任的影響，但兩者的關聯還會受到社會文化因素和生物學因素的調節。

氣候環境影響社會信任

氣候經濟模型認為，氣候的變化作為影響人們生活的一種壓力源，與社會中居民的行為表現息息相關；而物質財富作為個體的一項重要社會資源，在幫助人們應對壓力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人們在應對壓力源之前，首先會判斷：壓力源對自己是否重要；自己是否具有應對壓力的資源。根據結果，他們會將壓力源評價為一種挑戰或威脅。當人們面對復雜多變的氣候條件時，如果他們有充足的經濟資源來幫助其應對環境所帶來的壓力，那么他們會將氣候視為一種挑戰，從而激發出興奮和渴望的情緒，并且在將來的社會生活中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可能獲得利益的機會上，表現出更多的積極合作行為；反之，則會將氣候視為一種威脅，從而激發出恐懼和焦慮的情緒，相比獲得，他們更害怕失去，常因生活中的不確定性而選擇消極逃避，主動放棄合作共贏的機會。

可見，經濟資源能影響人們對氣候環境壓力源的感知，使他們產生不同的信任行為。實證研究也證明，在氣候環境適宜的社會中，不管經濟水平高低，人們的社會信任水平沒有差異；但是在氣候環境惡劣的社會中，較高經濟水平社會的成員所表現出的社會信任水平也會更高。

不確定性規避的作用

研究表明，如果人們能夠很好地利用經濟資源處理氣候環境所帶來的壓力，將有助于促進整個社會的公共安全、社會公平以及個人的自我表現和成長。而這些因素是不確定性規避這一文化層面變量的重要預測指標。

不確定性規避是指在面對不可預測、不可控制的社會環境時人們所產生的不舒適感，它反映了整個社會對于不確定性的厭惡程度。在不確定性規避水平較高的社會中，人們推崇對社會制度的高度遵從，使用法律和規則嚴格地規范人們的行為，將不確定性降到最低；反之，人們則推崇個人自由，鼓勵成員進行自我管理。因此，相比于后者，前者環境下的社會成員思維更固化、創新能力更低、對社會道德倫理準則的遵守更死板。

信任行為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在社會活動中充滿著不確定性。高不確定性規避的社會不會通過“鼓勵人們信任他人”的做法來促成社會合作，他們因害怕背后可能的潛在風險而選擇按照公認的規章制度辦事。但是，在低不確定性規避的社會中，則恰好相反，人們更愿意通過“信任他人”來促成良好關系的建立�？紤]到不確定性規避會影響社會信任，德君·托尼·孔將其納入社會信任的氣候經濟模型（見圖1）。這一模型得到了實證研究的驗證：在經濟水平較高的社會中，氣候環境能夠通過不確定性規避這一變量顯著預測社會信任水平。對原有模型來說，文化層面變量的引入，不僅解釋了原模型中生態因素對社會信任影響的內在機制問題，而且證明了社會信任既受到生態環境影響，又脫離不了文化環境的作用，進一步擴展了該模型的理論意義。 

生物因素影響社會信任

研究者認為相比于基因因素或環境因素中的任何單獨一個，兩者的交互作用對人們社會心理功能的預測都更精確。目前，研究者已經調查出了某些基因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分布情況，這使得從群體層面研究基因對社會信任的影響成為可能。

5-羥色胺（5-HTT）作為人體內的一種重要神經遞質，對于人們的情緒加工、感覺認知等都會起到調節作用，尤其能影響到人們對風險的感知與態度。研究證明，5-羥色胺水平的提高，能夠減少壓力反應，從而促進信任行為。而這種神經遞質的產生和釋放是受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5-HTTLPR）調控的，轉運體基因啟動子區中主要包括S等位基因（S-allele）和L等位基因（L-allele）。個人層面的研究發現，帶有S等位基因的個體更傾向于注意負面的刺激和情緒信息，他們更易產生恐懼性條件反射，表現出神經質行為。這樣的個體將生活中的壓力認知為一種威脅，覺得自己所處的環境是不確定的、充滿風險的，從而會體驗到恐懼、焦慮情緒，做出規避不確定性的行為。群體層面的研究發現，5-HTTLPR的S等位基因單獨在國家民主情況與社會信任的關系中起著調節作用，表現為盡管民主和信任存在正相關，但相較于S等位基因存在率低的社會，在存在率較高的社會中，個體更傾向于悲觀地看待民主環境與社會信任之間的聯系，他們通常也更不愿意相信他人。

德君·托尼·孔將5-羥色胺的S等位基因作為一個重要變量，納入先前的氣候經濟模型中，提出了社會信任的基因—氣候經濟模型（見圖2）。該模型認為5-HTTLPR的S等位基因在氣候—經濟環境對信任的影響中起到調節作用，它使得群體傾向于避免不確定性，同時降低了社會信任水平，這種調節作用只出現于5-羥色胺S等位基因存在率低的社會中。該模型明確了氣候經濟因素發生作用的邊界效應，進一步解釋了在5-羥色胺的S等位基因存在率不同的社會中，氣候經濟環境是如何影響社會信任的。由于引入了基因變量，通過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來解釋社會成員的信任水平，使得模型內容進一步得到豐富與升華。

對于整個社會來說，在影響社會信任的因素中，氣候因素和基因因素較為穩定，經濟水平和社會文化因素則相對容易改變。因此，這兩個因素便成為社會管理者提高居民信任水平的著手點。對于氣候環境惡劣、5-羥色胺的S等位基因存在率較低的地區，可以通過大力促進經濟發展、提高人均收入的方法來穩定社會信任水平；但是對于氣候環境適宜的地區或者5-羥色胺的S等位基因存在率較高的地區，物質資源的積累對社會信任的影響并不大。對所有國家或地區來說，降低居民的不確定性規避水平，對人們社會信任的穩定或提高都會起到重要作用。居民對不確定性的恐懼源自內心的不安全感，為了消除這種不安全感，政府需要在老百姓關心的領域建立并完善保障機制，相應的民生保障性法律制度的建設工作也要跟上，老百姓自身的不確定性規避水平才能降低，社會信任水平也將隨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