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讖緯與漢代詩學研究”負責人、 哈爾濱師范大學教授

讖緯，大體上源于秦漢時期，在漢代稱為讖，或者圖讖，或者圖緯，讖與緯沒有區別，非四庫官臣所認為的“讖自讖，緯自緯”。現存讖緯文獻的內容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商周以來形成的內容豐富而又自成體系的星占、風角等占候之學；二是戰國中晚期及至漢初形成的象數易學的理論闡發以及衍化，主要以卦氣與災異說為主；三是以陰陽學為旨歸的闡釋經學的理論，也就是后人觀念里“緯”的部分；四是在漢成帝以降直至東漢初，儒生術士造作的鼓吹漢家政治合法性的神諭以及其他荒誕不經的內容。

過多政治包容性

與多元化致讖緯集中出現

漢代讖緯的出現是晚周至漢初天人關系理論匱乏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因戰國亂世與秦人短祚，這一時代的思想家們并沒有很好地解決“天人溝通”問題。秦代的法家、漢初的黃老道家以及漢武帝所尊之儒，雖然迎合了各自時代需要而成為一時的思想主導，卻都未曾予天人關系以足夠的關注，遑論理論闡發。孔子不言天道，傳統儒學重于社會秩序，致使儒家天道觀缺失，或者說薄弱，故漢武帝始儒學雖獨尊為顯學，卻依然無法給予現實政治以天道層面的理論支撐。隨著現實政治的發展，天人關系便日漸成為儒學儒生無法回避的問題。自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以陰陽災異為基本內容的儒家天人關系理論開始建構，雖然建構的方法、路徑及內涵基本是錯誤的，然而漢代人依然沉浸其中而無法自拔。夏侯始昌“明于陰陽”授《齊詩》《尚書》，孟、京《易》學主于災異，劉向家傳陰陽五行之學。其中夏侯《齊詩》傳于后倉，倉傳匡衡、蕭望之、翼奉，最終流于讖緯。而《尚書》傳于夏侯建，建傳孔霸、周堪，霸傳子光；堪傳許商，商著《五行論》。傳人皆宣、元、成、哀時重臣，具有經學以及政治上的話語權。自從儒家經學登上政治舞臺，陰陽學便開始向儒家經學滲透，而在元、成帝時期，陰陽學與經學的融合達到了頂峰，即基本完成了以陰陽學為主導的經學理論的建構，陰陽災異成為了上至皇帝下至黎庶的主流思想認知，恰如皮錫瑞《經學歷史》所說：“漢有一種天人之學……《易》有象數占驗，《禮》有明堂陰陽……當時儒者以為人主至尊，無所畏憚，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猶知恐懼修省。此《春秋》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亦《易》神道設教之旨。漢儒借此以匡正其主。”陰陽災異之學不僅影響了漢代政治的發展方向，也為讖緯的出現與泛濫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

董仲舒天人同一的學術闡釋的確回答了漢武帝的理論焦慮，是現實政治發展與儒學自我改造的默契呼應，但無意中為西漢政權的覆亡埋下了種子。漢宣帝至平帝時，漢代迎來了地殼大規模頻繁活動的時期，地震頻仍、五星失序、山崩水涌、季節失常……西漢中晚期近百年頻發的災異屢見記載。每當災異發生，人君震恐，大臣惶惑之時，儒生博士便會在董仲舒的上天譴告說中尋找災異發生的原因以及消除災異的方法。而無法與經學比肩，又不能發揮政治影響的天星占、望氣、風角等學說，混合著《易》學災異占斷理論，依托經典的面目出現，也形成了一股學術風氣。正是在“《春秋》所記災異盡備”的質疑聲中，漢代皇帝惶惶不安，過多包容性與多元化的政治思想導致了無休止的“異調”，讖緯之說開始集中出現，并呈現出蔓延之勢，而王莽最終利用天時、地利、人和成功地完成了禪代，開始了讖緯治國新的政治思想時代。

漢代讖緯的影響

東漢一仍其舊，白虎觀會議以讖緯正定經義，從而確立了讖緯的國學地位，開啟了東漢二百年讖緯統治政治、思想以及學術的時代，讖緯之影響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

第一，在探求天人之道的時代大背景下，讖緯最顯著的影響，是使《易經》的地位得以提升，漢代經學闡釋出現了以陰陽為核心的現象。陰陽被漢代人視為天地之大端，儒家的學術思想以及經學主張，無不滲透著陰陽的觀念。如《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讖緯《詩》學探討的是《詩經》所體現的陰陽學說之時代精神價值與理論指導意義。漢代歷史進入元、成帝時期，就是皮錫瑞所稱頌的“經學的極盛時代”，而翼奉、匡衡學說以及當時讖緯中的理論主張，都是在陰陽理論指導下的規律的總結。于是形成了顧頡剛所認為的理論范式：“漢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陰陽五行。無論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學術上，沒有不用這套方式的。”漢代的經學闡釋及其所生成的理論，無不貫穿著陰陽學說的基本內涵，成為指導一切政治、學術、社會生活的行為準則。

第二，“吉兇之應，隨其象告”，“象告”成為主要的言說方式。甲骨以兆言，三《易》以象言。而在漢代人看來，無論祥瑞，還是災異，都是上天的言說方式，是象告。在符命觀念影響下，洞悉上天譴告的實質性內涵，糾改政令失誤，或是匡正君主德行的偏頗，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議題。災異屢至，為求“天地之心”，儒生博士窮象析言，推求《春秋》災異，以救當今。“《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于得一類而達之也。”“《易》以象告”，所告不外乎吉兇之事；于《春秋》而言，象所告的是朝聘會盟成功與否的征兆。所以說，天人之道見于《周易》和《春秋》。天象，確切地說災異之象，是上天“告喻人”的一種言說方式，這種言說方式，在《易》為六經源的漢代，成為了主要的話語方式。所以，象言和言象成為漢代經學理論的主要命題，不僅成為漢代文學理論的經典話語，也是漢代以降文學理論的重要建構方式。

第三，讖緯以神道設教，顯著特點就是倡言祥瑞。經過洗練，祥瑞的景象或內涵化為文學的經典意象。在符命思想深入人心的時代，層出不窮的祥瑞構成了讖緯繁復的意象世界，其中不僅蘊含著漢人基本的思想圖景與心靈體驗，更蘊含了豐富的文學藝術因素。雖無益于經典，卻形成了穩定而豐富的意象。誠然，緯書的種種記載難免給人以虛妄不實的感覺，然而透過那些詼詭譎怪的論述，讖緯在根本上所意圖建立的是人與世界的有機聯系。將人事與天象兩相驗證，發生在世界之中的種種災異與符瑞，即便不能被理智所充分認識和把握，也都通過奇幻的想象方式，被納入生存的視野之中，成為并非與人類行為無關的事情。經由讖緯的編織，在想象世界與祥瑞之間發生了藝術關系。讖緯之中的想象力貫穿了整個意識形態，既開啟了具有神秘意味的政治，也伴隨著文學始終。

第四，祥瑞思想深入人心，致使傳統的經典“諷諫”主題一躍而變成了“須頌”，這是讖緯對于漢代文學的又一大貢獻。兩漢社會出現如此眾多的祥瑞，對于懷揣致君堯舜而使天下化之之理想的儒家士人是一種鼓舞，為了表達自身對于君主、朝廷的頌揚之意，上疏達意、詩賦顯志便成為儒家士人表達心志的手段。而歌頌社會，奉揚漢代君主的德行治功已經成為文人的共識，這是儒生士人的傳統使命。特別是在漢代，除了漢初的幾代君主，后世的漢代君主幾乎都是按照儒家理想人格模式打造出來的君主，治國方略雖有小異，卻是大同的，漢代君主取得的政治成績，就是儒家士人可以炫耀的資本。同時，宣傳國家的盛世太平，歌頌帝王的文治武功，成了儒家士人以及文人政治議題和文學想象中不約而同的主題。曾經的文學“諷諫”轉而變成“歌頌”。永平以降，頌揚之聲便“洋洋乎其盈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