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歷代漢文佛典文字匯編、考釋及研究”首席專家、湖南師范大學教授

西漢末年，佛教從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其中包括對漢語、漢字的影響。佛教的傳播離不開佛經的翻譯，而佛經的翻譯在當時得到了高度重視。

據唐代智升《開元釋教錄》所載，自后漢孝明皇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大唐神武皇帝開元十八年（730），凡664年，所譯各類佛教典籍總計2278部、7046卷。佛教的傳播同樣離不開佛經的傳抄。佛經一經譯出即輾轉傳抄，廣為流布。人們把翻譯出來的佛經寫在紙上、刻在石上，以此來表達對佛教的虔誠。由于抄寫的佛經數量眾多，加之當時使用漢字缺乏統(tǒng)一規(guī)范，篆、隸、行、草、楷各種字體交雜使用，人們抄寫出來的佛經字體風格各異，訛字、俗字、別字眾多。許多佛經經過不同時期不同人用不同的方式傳抄后，變得面目迥然、異文林立。但這些變化與差異卻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漢字的存在形態(tài)與使用面貌，對漢字研究具有極高的價值。正如佛教的傳入為中華文明增添了新的元素一樣，佛經的翻譯與傳抄也為漢字的發(fā)展增添了新的元素，影響深遠，可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致使?jié)h字的數量大幅度增加。據統(tǒng)計，《說文》收字9353個，《字林》收字12824個，《原本玉篇》收字16917個，《龍龕手鏡》收字26430個，《宋本玉篇》收字22726個，《廣韻》收字26194個，《類篇》收字31319個，《集韻》收字53525個，《改并五音類聚四聲篇海》收字35189個，《字匯》收字33179個，《字匯補》收字12371個，《正字通》收字33549個，《康熙字典》收字47035個。中國古代字韻書不斷在增加字，這些新增的字從哪里來呢？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漢文佛典。從《說文》到《原本玉篇》，漢字增加了近8000個；從《原本玉篇》到《龍龕手鏡》，漢字增加了近1萬個；從《龍龕手鏡》到《集韻》，漢字增加了2.7萬個；從《集韻》到《康熙字典》，沒有增加，還減少了一些。這表明，古代字韻書中漢字數量的增加主要集中在東漢末年至宋代。我們知道，從東漢末年至宋代是佛教文獻翻譯傳抄十分頻繁的時期，字韻書恰好在這一段時期增字較多，從《字林》12824個到《集韻》53525個，增加的字多達4萬個。此后，到清代《康熙字典》，字書中的漢字數量反倒沒有增加。東漢末年至宋代，佛經的翻譯與傳抄產生了大量的字，這些字不斷被字韻書收錄，從而使得字韻書的字數大增。如“傘”、“咒”、“薩”、“塔”、“魔”、“柺”、“僧”、“唵”、“吽”、“伽”、“梵”等字都是在翻譯或傳抄佛經時創(chuàng)造的，后為字書收錄。宋代之后，佛經的翻譯基本停滯，佛經的傳抄也不盛行了，加之印刷術的發(fā)展，刻本文獻增多，寫本文獻減少，漢字的數量也就沒有大的變化了。可以這么說，佛經的翻譯與傳抄，改變了漢字數量在上古時期形成的基本格局，使得漢字在中古及近代前期在數量上有了飛躍式發(fā)展，奠定了后世漢字在數量上的新格局。

二、致使?jié)h字的類型更加多樣。漢字的類型可以從多個角度歸納。從漢字的使用角度看，佛經翻譯與傳抄致使?jié)h字的類型豐富多樣，不僅有一般意義上新造的漢字，如“凹”、“凸”、“寨”、“痶”等，也有為了對音梵文、巴利文等新造的一般譯音字、特殊譯音字、咒語字、真言字、切身字，如“嘛”、“唎”、“呢”、“袈”、“裟”等。在漢字發(fā)展史上，大規(guī)模地出現譯音字是從翻譯佛經開始的，而“切身字”、“真言字”、“咒語字”則是翻譯佛經時的獨創(chuàng)。

三、豐富了漢字的構造理論。從古到今，人們從理論上對漢字的構造作了許多探索，在《說文》中許慎提出“六書說”，后來又有了唐蘭的“三書說”（象形、象意、形聲）、陳夢家的“三書說”（象形、假借、形聲）、裘錫圭的“三書說”（表音、假借、形聲）等。佛經翻譯與傳播時創(chuàng)造出來的字絕大部分是可以用現有漢字理論解釋的。根據“六書說”，佛經中新造的“凹”、“凸”、“傘”等為象形字，新造的“挊（弄）”、“甭（棄）”等為會意字，新造的“塔”、“魔”、“皰”、“炷”等為形聲字。但是也有一些字無法用上述理論分析。佛典中有兩聲字，還有大量的類化字，這些字的結構獨特，無法很好地用現有漢字構造理論解釋，這將促使人們對漢字構造理論作進一步的思考，完善相關論述。

四、促進了漢字字樣學的發(fā)展。一字多形現象在漢字發(fā)展的各個階段都存在。一個字有多個形體，哪個形體是常見的，哪個形體是標準的，哪個形體是后來新造的，為了弄清這些問題，字樣之學得以興起，辨別字樣的術語也逐漸豐富起來。《說文》用“正”、“或體”、“古文”、“籀文”、“俗”等來辨別字樣。《玉篇》用“正作”、“俗作”、“或作”、“亦作”、“古文”、“籀文”等辨別字樣。到了隋唐，出現了顏師古《字樣》、顏元孫《干祿字書》、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等專門辨別漢字字體的字樣學著作。這些著作對規(guī)范定形字體，促進文字統(tǒng)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唐蘭在《中國文字學》中說：“由中國文字學的歷史來看，《說文》《字林》以后，可以分成五大派：俗文字學、字樣學、《說文》學、古文字學、六書學。前兩派屬于近代文字學，后三派屬于古文字學，在文字學里都是不可少的。”與古文字學、《說文》學、俗文字學、六書學等相比較，字樣學的研究相對滯后。佛經的翻譯與傳抄產生了大量新的漢字形體，一字多樣、一字多形、多字同形現象十分普遍，這從客觀上促進了字樣學的發(fā)展，同時也為字樣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玄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中有大量辨別字樣的術語，到了遼代行均《龍龕手鏡》，字樣的辨別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龍龕手鏡》辨別字樣的術語十分繁雜，有正字、俗字、通字、或體、今字、誤字、訛字、變體、俗通字、省字、今通字、籀文、古文等，至今我們還沒有發(fā)現哪本字韻中辨別字樣的術語比它收錄得多。弄清這些術語的內涵，可探查當時的正字觀，對當下漢字的整理與規(guī)范具有重要意義。

佛經的翻譯與傳抄極大地促進了漢字的發(fā)展，漢字不僅在數量上急劇增加，而且在類型、構造上日益豐富。漢字的這些變化直接推動了中國古代辭書的發(fā)展，豐富了中國文字學的內涵，為當今漢字的溯源、整理與研究提供了寶貴而豐富的語料和值得借鑒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