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史研究的“母體文化”意識

　　【研究心得】

　　把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史作為我國漢語音韻學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來對待，尊重的是中華母體文化在臺灣地區傳承與發展的基本客觀事實。因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史研究與大陸漢語音韻學史研究難以截然分開，是中華母體文化在臺灣地區傳承與發展的必然結果。

　　“明（代）鄭（成功）”前，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與大陸傳統經學范疇內“小學”發展關系密切，漢語音韻學依附于經學，而把“通經致用”作為基本目的，以傳統韻書文獻研究為主。1665年，鄭經依陳永華之議，建圣廟，設學校，傳統小學教學與研究得以開展。1666年，在今臺南建成圣廟，設太學開試，照科考取士。傳統韻書有了用武之地。清朝時期，滿語是“國語”，但傳統漢語小學的研究仍然是“正統”的語言研究行為，因為大清王朝科舉制度規定了漢語“小學”在臺灣地區漢語教育的主體地位。《戚林八音》《榕城方言古音考》等閩臺方言韻書與研究成果傳入臺灣地區，對臺灣地區的語言教育有所影響，臺灣府儒學訓導劉家謀《觀海集》就記錄了這方面的一些內容。漢語文言書面語、官話、客方言、閩方言、土著居民語言，交織在一起，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面臨的研究對象是多元的，當然，理論與方法也不是單一的，這直接促進了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日本侵占臺灣后，推行殖民語言政策，對漢語教學和研究帶來沖擊。但民間漢語音韻學研究6還是以傳統小學文獻為主，繼承已有的漢語音韻學傳統。后來，魏建功等制定推行國語計劃，倡導大學中文系開設傳統小學課程，使漢語音韻學研究回歸正常軌道。1949年以后，一批大陸著名漢語音韻學家來到臺灣，他們為重建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教育制度和研究體系作出了巨大貢獻，也培養了一批具有新語言意識的漢語音韻學家，使臺灣學者在很多研究領域站在了國際前沿位置，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真正進入一個全面發展的歷史時期。

　　盡管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發展過程中有過荷蘭、日本等殖民文化的短暫浸染，研究成果的“變異性”有所顯露，但基本上還是能夠保持中國母體文化“基因”本色不變，無論是研究對象、材料、視野，還是研究思路、理論與方法，都是如此。站在東亞視域看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史就會發現，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史“中國主體意識”愈發濃郁。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研究與大陸以及日本、韓國的“輻射”和“互動”效應突出，在漢語音韻學許多學術領域都是站在前列或者發揮“領頭羊”作用的。在與歐美漢語音韻學主流學派的許多回合的“爭鋒”與“回應”中，也往往占據優勢地位。可以明顯看出，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傳統研究“范式”在求變；現代國際化觀念在強烈反彈；漢語音韻學與其他學科的“越界”整合，衍生出新的漢語音韻學學術領域，比如跨音韻與制度、跨音韻與句法、跨音韻與語音、跨音韻與心理語言、跨音韻與語言習得、跨音韻與方言變異、跨音韻與互聯網等。

　　當前兩岸關系比較復雜，一些所謂的“學者”從漢語音韻學研究上企圖為“臺獨”制造新的理論依據，試圖模糊大陸與臺灣地區“中華母體文化”關系的學術視線。科學的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史研究成果則可以很好地回答與之相關的問題，比如，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理論與大陸漢語音韻學理論關系、臺灣島內漢語音韻學現狀與中國歷史的關系、臺灣原住民語言政策和漢語音韻學教育歷史關系、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研究的困境與挑戰等。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史與臺灣地區漢語語法學史、臺灣地區漢語文字學史、臺灣地區漢語詞匯學史等學術范疇關系密切，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學術效益與社會效益相得益彰。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史與臺灣地區政治制度史、臺灣地區軍事制度史、臺灣地區文化史、臺灣地區教育制度史等學術范疇“跨界”與“融合”傾向明顯，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轉換視界，則會發現更多的學術“盲點”，學術發現會不斷增多，從而實現學術研究“多元共贏”局面的形成。

　　我們相信，隨著我們對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史研究的深入，必將提升世界范圍內相關領域學者對我國臺灣地區漢語音韻學史的關注程度，由此而展開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比如東亞漢語音韻學史、歐美漢語音韻學史等。與之相關的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世界漢語傳播史研究、世界漢學史研究也必將從中汲取有益的學術營養，從而進一步完善相關理論與方法，提高學術水平，呈現更多的學術亮點。

　　 （作者：李無未，系廈門大學特聘教授，其所著《臺灣漢語音韻學史》入選2016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