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秦漢國家建構與中國文學格局之初成”負責人、陜西師范大學教授

以文學格局為視角來觀察中國文學的形成過程，有助于更為全面地梳理文學形態(tài)發(fā)展的總體態(tài)勢，更為深入地分析文學形式形成的關鍵走勢，更為清晰地闡明中國文學的結構組成。

外部性力量與文學傳統(tǒng)的形成

秦漢是中國文學的形成期，其既有商周以來的文學傳統(tǒng)，如神話的敘述、風雅頌的吟唱、諸子的闡釋、歷史的敘事及楚辭的騷怨等；又有秦漢不斷強化的文學實踐，如基于行政措施討論形成的政論、基于詩騷傳承形成的歌詩、基于文獻整理形成的著述、基于歷史經(jīng)驗總結形成的史傳、基于民間傳播形成的歌謠與小說等。這些文學形態(tài)，我們已經(jīng)分門別類進行了深入研究，如對作家的研究、作品的系年及文獻的考信等，還原了諸多秦漢文學的細節(jié)，使我們掌握了秦漢文學的基本面目。但相對于此后的文學進入更為自覺狀態(tài)的發(fā)展，秦漢文學還處在整合的歷史階段，即文學不是作為獨立的力量在自足性地發(fā)展，而是與經(jīng)學、史學、子學、藝術等雜糅并生，文學的特征性尚未被全面認知，作者對文學功用的理解也多從政治的、社會的、歷史的視角審視。我們必須從文學的外部入手，討論文學如何從制度建構、行政行為、思想觀念、知識視域中衍生出來，逐漸形成中國文學的基本格局。這樣從整體和外部觀察清楚了文學之淵源的“河床”，以及決定文學之流向的“溝溝壑壑”，才能更為深刻地理解中國文學之“江河”，是如何在發(fā)源地得以融匯細流，并形成了如此規(guī)模的“水系”。

以這樣的視角審視中國文學的格局，我們就會意識到先秦以至秦漢文學研究，還有諸多可以繼續(xù)討論的問題，比如“文學”這一概念是如何生成并演化的？秦漢時期對“文學”的概念如何理解？如何看待“文學”的功能？“文學”是如何通過制度化的路徑形成文學群體？經(jīng)學與文學的關系如何？學風與文風之間如何互動？士人的文化處境如何，如何表述政治見解和文化認識？兩漢政論散文為什么呈現(xiàn)出“直言”的風格？兩漢的知識視域如何影響了文學的基本形態(tài)？這些問題需要站在國家建構、行政運作、文化思潮和社會變動的角度來觀察，才能一覽眾山地看出秦漢文學之所以如此，正是歷史合力作用的結果。

秦漢帝制影響中國文學的生成

從國家建構的角度來審視中國文學的生成，目的是要了解秦漢的帝制形態(tài)是如何影響中國文學的認知的。秦國正是在對帝道的崇信中確立了帝制，并按照帝道的刑德論來確立“重刑輕德”的國策。漢初也是在推崇黃帝、老子之道中延續(xù)帝道觀念，并在此基礎上確立對“五帝三王之道”的推崇，逐漸實現(xiàn)帝道、王道、霸道的學理融通，確立了后世帝制運行的基本模式。

秦漢時期形成的道義觀，某種意義上可視為皇權與儒生之間思想價值訴求上達成的共識。先秦諸子在討論人之為人時，提出了“仁”、“兼愛”的概念；在討論人之能群時，提出了“義”的概念。由此形成的義政說，從學理層面強化了社會群體建構的基本價值觀，即必須以公共利益、社會責任作為國家建構、政權運行、社會組織和個人行為的外在尺度。我們在對諸子學說進行梳理時發(fā)現(xiàn)，“義政”、“義兵”、“道義”觀念在秦漢之際不僅得到了強化，而且最大程度地得到了全面分析，其作為公共社會建構的學理，在《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鹽鐵論》等著述中被深入闡釋，確立起中國的政治道義觀、歷史道義觀、行政道義觀，成為評騭公共行為的標準。

義政學說的形成，在于為天下秩序確立了一以貫之的法則，即無論皇權還是平民，必須要服從人之能群的基本法則，按照群體共處的基本法則確定政治行為、確立行政措施、約束個人行為。為了明確“道”與“義”的至上性，諸子提出“圣人配天”與“君子制義”的主張，從而將“道”的理解、“義”的闡釋掌握在士大夫群體手中，作為對君權、皇權進行干預的手段。從天下秩序來看，朝野關系是政權穩(wěn)定、社會有序的基石。如果社會精英能夠按照合理有序的通道進入朝廷體制，且朝野能夠形成有效的對話與協(xié)調(diào)機制，天下秩序便能長時期地保持穩(wěn)定。西漢所確立的“共定天下”之論，明確了君主、皇室與士大夫的合作關系，從而吸引了士大夫對朝廷的認同，維持了兩漢四百多年的政權穩(wěn)定。

從國家建構的角度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文學”在周秦時是被作為一項技能，在秦漢成為一個職務，逐漸被納入到官吏體制中進行管理。而對“文學”的培養(yǎng)，體現(xiàn)了行政系統(tǒng)對文書撰制中經(jīng)學內(nèi)涵、義理表達、文辭技巧的重視；對“文學”的選拔，則表明國家尋求到了士人通過學習進入體制的通道，這不僅吸引了士人對文學的學習，而且成為士人入仕的常規(guī)途徑。其端在治，其用在學。從漢武帝開始到東漢末，“文學”作為官吏選拔的常科，為漢代經(jīng)學傳承和漢代文學創(chuàng)作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至漢魏之際，各郡縣普遍設立文學職務，群相切磋，宴飲唱和，為魏晉文學的繁榮做了人才上的儲備。

秦漢文學建構了中國文學的想象空間

秦漢文學格局的形成，得益于士人知識視域的拓展，于文學影響最大的，便是想象世界的形成。作為精神生活的方式，文學想象是建構文學空間的內(nèi)在張力，兩漢在對神話系統(tǒng)的繼承中，形成了歷時性的時間維度；在對世界的表述中，形成了多維的空間維度。因為有了陌生化和熟悉化的建構，在被拓展了的時間和空間中，文學的時空既有虛構性，又有真實性，呈現(xiàn)出相對自由而自足的想象空間。在這一過程中，讖緯學說作為思想方式，參與了文學空間的整體建構，并以信仰形態(tài)、歷史意識和文化觀念充實著文學的時空，促成了中國文學想象形態(tài)的基本框架。

從歷史的視角觀察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既非康莊大道，又非一以貫之，是由諸多外在客觀條件合力而成，其之所以如此，不是原本就已經(jīng)設計好，而是不得不如此。兩漢是中國文人格調(diào)、文化情趣、審美意識、文學認知、文體形態(tài)的形成期，文學正是在外力的綜合作用下，被雕塑、被熔鑄成如此。在這其中，國家的建構理念、政治的作用方式及制度的運行模式，成為熔鑄文學形式的模范、雕塑文學形態(tài)的刻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