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客家民系主要分布在廣東、福建、江西、湖南、四川、廣西、臺灣等地，由于自然條件和宗族觀念，他們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生活區域，發展出獨特的方言系統。客家先民在歷史上輾轉遷徙因而被稱為“客”，客家話也因此成為漢語方言中唯一不以地名命名的方言。客家方言語言的記錄大概始于清中后期，目前保存的早期文獻有國外文獻和國內文獻兩類。

國外的文獻主要是鴉片戰爭后西方傳教士對客家話的記錄和研究，供其他傳教士和當地教徒使用。其種類又可按地域劃分為三派：第一派是巴色會來華傳教士，涉及地域為原新安縣，即今深圳、香港及東莞的部分客家區域。巴色會工事記錄的客家話文獻最具代表性的是1860年在德國柏林開始出版的第一部新安客家話羅馬字《客家俗話馬太傳福音書》，通篇不見漢字。此后的新安客家話羅馬字圣經有《路加福音》（1866）、《馬可福音》（1874）、《使徒行傳》（1874）。值得慶幸的是，這些羅馬字文獻很快就有了客家方言漢字譯本，如光緒七年（1881）新譯的《路加福音》、光緒九年新譯的《馬太福音》《馬可福音》等。除了圣經類文獻，還有教育性的文獻，如1880年漢字版的《啟蒙淺學》，就是供客家子弟讀書識字用的教材，也記載了客家社會風俗習慣，因記錄了當時最地道的新安客家口語而具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第二派是英國長老會來華傳教士，涉及地域為當時教會習稱的“五經富”地區，即今粵東潮汕客屬地區，涵蓋揭西、陸河一帶。該教會主要有1905年初版《客英詞典》和1916年初版《新約全書》。《客英詞典》主要描寫嘉應州、潮州府、惠州府三種客家話語音和用詞上的區別，全書也是用羅馬字系統，不見漢字。第三派是巴黎外方傳教會，涉及地域為舊嘉應州（今梅州）。主要文獻有1901年的初版《客法詞典》，該書記錄了客家民系和方言形成的原因、分布地域，并簡單介紹了當時的嘉應州客話的語音、詞匯、語法，仍以羅馬字記錄。以上早期國外傳教士文獻采用羅馬字拼寫，準確和科學地記錄了當時客家方言，對今天的漢語方言研究、漢語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然而，這些寶貴的資源，除少數由愛國人士或研究人員影印引進外，絕大部分藏于三大派傳教士所在國家的圖書館，如巴色會傳教士出版物多藏于瑞士巴色會圖書館，英國長老會傳教文獻多藏于劍橋大學圖書館等。

國內正式對客家方言進行探索的著作，最早的當推清代中晚期嘉應州鎮平人（今梅州蕉嶺）黃釗著的《石窟一征》，該書成于嘉慶道光年間，于光緒八年出版。該書共九卷9萬余字，是蕉嶺最早的縣志，記錄了清代梅州客家地區的風土人情，特辟兩卷輯錄客家方言詞450條。其后是清光緒二十四年溫仲和的《嘉應州志》，該書于光緒二十七年出版，其卷七“方言”收錄客家方言詞約300條，以黃釗兩卷方言詞為基礎。此后又有光緒三十三年嘉應州人楊恭桓著述的《客話本字》，收詞1100多條，分雙字、疊字、單字、補遺四個部分，注重對詞條用字的考證，相較前兩部文獻，差別在于該書專門收集當時特有的土俗常用詞，可視為最早的一部客家方言土談詞典。此外還有民國初年興寧人羅翙云所著《客方言》，成書具體時間不詳，據考成書于章炳麟作序前（1922）。該書共十二卷，收詞971條，編排體例與《爾雅》相近，不但繼承了先前著述詞匯收集的優點，還更加注重詞條分類。以上國內早期客家方言文獻基本是由當時的本地學者對其母語方言的記錄，內容都比較地道可信。對國內早期客話典藏文獻的挖掘，無論對語言資源的保護和傳承，還是對漢語方言的歷史研究，都有重要意義。

第一，保留了早期的客家方言詞。在考察客家方言詞匯的演變情況時，早期文獻記錄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語源參考作用。第二，保留了早期的客家方言語音。通過研究早期文獻的語音記錄，加之對比今天客家方言語音，可考察客家方言自清代中晚期以來的語音演變情況。第三，考證了一些本字，分析了語源。考證相對于假借而言的方言本字，既厘清了音義的理據，也反映了方言事實，對后人通讀文獻大有裨益。第四，記錄了一些當時的客家方言用字。這些方俗字或冷僻字在用字準確性上雖仍有待考證，但的確是客家方言特色詞，承載著方言區的風俗和文化特征，反映了當地方言的語音特點。第五，反映了古漢語遺跡。通過考察早期客家話文獻的古語詞沿用情況，可判斷客家方言的存古程度及辨清客家方言的源流，也可以窺探漢語發展變化的過程。

客家方言屬于我國漢語十大方言之一，歷史變動、民系遷徙等都是客家方言形成的關鍵因素，挖掘研究早期客家方言文獻是對我國漢語方言的保護和傳承，有助于促進我國歷史語言學的發展。國外傳教士編纂的方言文獻因其科學性和準確性，是19世紀漢語方言研究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料。略晚于傳教士文獻的晚清國內客家方言文獻，則以其地道、豐富的記錄內容，補充了國外文獻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