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中期儒學的轉型與流變”負責人、溫州大學副教授

【專家論壇】

清學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歷史，著述繁多，先后涌現出明清“文藝復興說”“早期啟蒙說”“內在理路說”等重要研究范式，堪為顯學。不過，對于乾嘉學術多數人要么評價消極，要么一筆帶過甚至視而不見，乾嘉儒學有學術而無思想，是儒學發展史的一種倒退，幾成學界定見。事實上，清代中期儒學在“琢磨程朱，光復孔孟”（陳確語）的旗幟下，無論是“由字通辭，由辭通道”的經典詮釋方法論，還是“達情遂欲”的人道主義訴求，抑或是“道賅理氣”的乾嘉新道論形上學，皆已超出了宋明理學和心學的原有軌范，形成了中國儒學發展史上的一個新形態。正如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所指出的那樣，乾嘉時代既是精于專業考據的知識分化時期，又是“儒教的民眾化時代”，乾嘉學術不僅有考據之學亦有心性之學和經世之學。也許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妨稱這一儒學新形態為“乾嘉新儒學”。

乾嘉儒學的四重理性

在乾嘉儒學研究領域里，余英時的“智識主義興起說”與劉述先的“道德形上思維衰降說”，正好從正反兩面說明了清代中期儒學由“尊德性”向“道問學”的轉型。而儒家道問學精神之張大，并不只是“實事求是”之知識理性和“經之義存乎訓”的考據學方法論的成長，其豐富思想活力要遠超我們既有的定見和想象。乾嘉儒學的多重義理建構大致可以用四層理性來概括：

第一層是“實事求是”的知識理性。乾嘉諸儒堅持無征不信、多聞闕疑的懷疑態度，運用實證方法大力拓展名物度數之學，知識擴張、分化與獨立運動蔚為大觀。諸如語言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校勘學、版本目錄學、考古學等眾多專門之學大都在20世紀成功轉型為現代學科，依賴教育體制傳授至今不墜。其中最難逆料的是，位列“四部”之首的經學卻在乾嘉學術聲勢浩大的知識分立運動中被“分裂而入于數科”，最終解體。經學的不幸遭遇與其說是西方學科范式沖擊的結果，不如說是在西方學術催化之下中國學術自身分化重組的結果。

第二層是“能知故善”的道德理性。在乾嘉道德哲學建構中，“生生不已”與“道賅理氣”的天道論、“血氣-心知”的自然人性論、“達情遂欲”的倫理學、“以情絜情”的工夫論、“歸于必然，適完其自然”的境界論等等，內容豐富，思想融貫。其中，戴震主張“德性資于學問”，將“挈矩之情”與“德性之知”結合起來以實現“達情遂欲”的道德理想，試圖擺脫先驗主義和絕對主義的道德獨斷論。戴震等人對于宋明以來“以理殺人”倫理異化之批判，在近代批判“禮教吃人”的文化反省運動中得到了延續。

第三層是“義理必參之以時勢”的歷史理性。以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等人為代表的乾嘉歷史考證學派，群體性地致力于“實事求是”，運用二重證據法，重新疏解歷史文本，還原歷史真實面貌。在歷史哲學層面上，主張“義理必參之以時勢”，糾正唯道德主義、唯心主義的傳統史學偏頗，更加辯證地重新審視了歷史褒貶的道德標準。

第四層是“以禮代理”的制度理性。無論是凌廷堪的“以禮代理”說中的制度性思考，還是莊存與、劉逢祿等人“異議可怪之論”中的夷夏之辨與新中國觀，皆不僅相信可以通過理性來認知自然，也設想通過理性設計出一整套社會制度和規范，以形成穩定合理的社會秩序，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這為嘉道之際龔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人的社會改革思維提供了制度性資源。

乾嘉儒學的四個論爭

乾嘉儒學由考據而經世的再次轉型，實際上自乾嘉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其內部諸如漢宋之爭、經史之爭、儒釋之爭再加上晚近的中西之爭，迫使儒學必須以一種新的面貌應對內在緊張與外部時局之挑戰。這四個重大思想論爭，不僅體現了這一時期乾嘉儒學的思想活力，也同時埋下了自身裂變的種子。

像惠棟、戴震等乾嘉學者尊許、鄭，反程、朱，與姚鼐、翁方綱等尊重程朱理學、反對漢學之間構成了鮮明的漢宋之爭。爭論雙方表面上是方法論的分歧，實質上是由于義理層面的深層沖突。方東樹在《漢學商兌》中批評漢學家“訓詁明而后義理明”是一種缺少詮釋學循環的單向詮釋，不為無據，可是他似乎沒有充分領會乾嘉儒學有明顯歧異于宋明儒學的義理建構。當然，不回應方氏的方法論詰難，乾嘉儒學似乎亦難以進一步深入和轉進。

儒學在清代不僅是官方正學，也逐漸向下層民間普及，儒釋之爭在所難免。在乾嘉心性論領域，與正統性善論的權威性受到質疑相應的是，儒釋會通與諸子學地位日益上升的“多元化”趨勢十分明顯。越來越多的人公開討論和運用荀子、墨子、告子等人的人性論，或者站在儒釋會通的立場上重新闡釋儒學的心性之學。儒學對于佛學和諸子學的大膽開放，“實質上是相對于正統儒學的異端學派的崛起，是一種思想解放潮流”（羅檢秋：《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頁）。這種思想解放的氣息當時在彭紹升、惲敬、龔自珍、魏源等人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晚清以來更是成了家常便飯，蔚為潮流。

經史之爭，在乾嘉時期也邁入了新階段。清代經學的內部壓力主要表現為乾嘉經學中附庸蔚為大國的知識分立運動，其外部壓力則主要來自于史學、子學和文學，尤其是史學對于經學義理及其研究方法上的解構性批評。中國傳統經學與史學之間“悲歡離合的漫長旅程的尾聲”，要以十八世紀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為典型代表。繼章氏之后，龔自珍亦有六經皆史甚至諸子皆史之論。他們的目的不僅在于糾正尊經貶史的乾嘉學風，更意圖通過為五經正名的方式“求六經之本原”，進而重塑經學體系和崇高地位并恢復經學的經世價值。

中西之爭，本不在乾嘉儒學重點觀照的視域之內，但它隨著儒學外部環境的惡化而顯得愈來愈重要，直接影響到儒學的近代命運。時至晚清，康有為等人在造就維新與革命等新思想時，仍舊大多采用了乾嘉儒學的考據學范式。即便是在新文化運動以后西風東漸愈來愈烈之際，乾嘉時期所奠立的儒學基調也沒有改變，其全面整理國故的故事反而成為榜樣，受到肯定。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章太炎的國粹主義，胡適的“科學方法論”和傅斯年的史料主義等皆與乾嘉學統存在著明顯承繼關系。尤其是在甲骨文、敦煌文書、殷墟考古等20世紀重大考古發現中，乾嘉儒學的考據學功夫更是跨越了時代大放異彩。

乾嘉儒學的當下價值與不足之處

通過前述多種理性精神的綜合運用，乾嘉儒學力圖重塑出一套新型的理欲關系，以及能夠融貫地解釋自然-歷史-道德的知識體系。這種一貫性知識體系之努力，是18世紀中國文化前所未有的維新嘗試，體現了清代中期儒學傳統的自我轉化所能達到的思想高度。它的理性訴求和思想論爭不僅顯著改變了傳統儒學的哲學面貌、知識視野和社會理念，也為19世紀以來的思想變革準備了豐厚的土壤，應予其公正的評價。

眾所周知，很多現實問題大都有著似曾相識的過去，大都能夠從舊問題中找到線索。近代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領域里的古今、新舊之爭，在前近代的中國大都長期存在著，并有過許多探索嘗試的成敗經驗。乾嘉儒學作為中國邁入近代門檻的歷史嫁接點，如果能夠對其正本清源，對于當下儒學的返本開新和創造性轉化無疑會提供助益。當然，乾嘉儒學從結果上看，它所存在的問題也許比其貢獻還要多。它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和不足，雖然有些是當時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產物，但諸如學-思失衡、知-行分離等重大缺陷，不僅是乾嘉儒學的問題，也是當下儒學或者國學復興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更是我們需要切實加以解決和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