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虹教授發表文章

——《出土戰國楚簡及其研究價值》

首席專家李天虹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3月1日第7版）發表文章《出土戰國楚簡及其研究價值》，結合本項目的研究，對戰國楚簡的發現和研究概況做出回顧和展望，并對楚簡的內容及學術價值進行以點帶面的分析。主要內容如下：

歷史上戰國竹簡有兩次大的發現。一次是西漢早期魯共王擴建宮室，在孔子舊宅墻壁中發現一批經書，含《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史稱“壁中書”。這批經書是魯簡，應該是為避秦火而藏匿起來的。另一次是西晉武帝汲郡人不準盜掘戰國魏襄王（一說“安釐王”）墓，“得竹書數十車”。經當時學者整理，共70余篇，包括《周易》、《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史稱“汲冢竹書”。這批書籍是魏簡，屬晉系。這兩次發現，都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大事，至今影響依存。

現代戰國竹簡的出土，其發軔，得益于新中國成立后展開的大規模基本建設。五十年代至今的發現，地域不出戰國楚勢力范圍。凡科學發掘出土的，主要出自楚墓。盡管不排除少量竹簡文本有外來因素，但學界通例是把他們統稱作“楚簡”，我們這里所說楚簡也是這個概念。竹簡是易腐物質，之所以目前只在楚地出土，與楚地的地理環境以及楚墓葬形制利于竹簡保存有關。

目前為止，楚簡共出土約30批，已刊布與未刊布簡各占半數左右，時代以戰國中晚期為主（楚簡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時代最早的竹簡），內容主要有喪葬文書、卜筮祭禱文書、行政司法文書、日書及歷史文化典籍。

早期發現的楚簡，大都保存狀況較差，數量不多，內容相對單一，主要是遣冊也就是隨葬品清單和卜筮祭禱文書，關注者主要是古文字學者。延至90年代初，包山楚墓竹簡的公布，打破了這種局面。包山楚簡多達278枚，保存相當完好，除去喪葬、卜筮祭禱文書外，還有數量豐富的行政司法文書，觸角延伸到行政制度、法律史層面，一時引起轟動。1992年，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屆年會召開，包山簡不期然成為該次年會的重要議題，專題論文即有十篇左右，那時距包山簡公布剛滿一年，這在信息傳播還比較落后的年代堪稱“迅速”。應該特別提出，包山簡總字數約12600個，單字約1600個，其中有大量新見字，可以說是楚文字發現與研究的轉折點。自此以后，楚文字研究逐步走向系統化，成為戰國文字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

1998年，郭店楚墓竹簡公布。與此前發現不同，全部731枚楚簡統統是典籍，兼存儒家、道家著作，所涉學科大為拓展。郭店簡一共13篇文獻，有的有傳世本，如《老子》、《緇衣》，大部分是佚書，然而與傳世文獻有密切關系。甫一公布，即激起學界強烈反響，吸引古文字、文獻史、學術史、思想史等多領域的海內外學者投身其中，成果迅即迭出。第一家以簡帛為主題的學術網站“簡帛研究”網也應勢而生。據統計，截止2003年，短短五年內，相關論文發表不下千篇，專著約百種。楚簡研究一躍成為大熱門，翻看一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歷屆年會出版物《古文字研究》，對這一點便會有深刻印象。郭店簡是楚簡書籍的第一次大發現，它引領楚簡研究成為學術前沿，并呈現國際化的態勢。

90年代后期，上海博物館入藏一批楚簡，約1600枚，性質與郭店簡類同。郭店簡研究如火如荼之時，上博簡開始公布，自2001年至2012年，先后出版九冊，公布約60篇文獻，篇數大大超過郭店簡，內容也更為豐富，這使郭店簡帶來的楚竹書熱得到很好的承續，并進一步擴大了楚簡研究的影響。

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又一批楚簡，合計2388枚，基本保存完好。跟郭店簡、上博簡一樣，清華簡也是書籍，但是有自己的特點。按照書籍傳統四分法，郭店簡、上博簡可劃歸子部，清華簡則大體可劃歸經、史部，含《尚書》類文獻、編年體史書等等，“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其價值怎么估計都不過分”。基于清華簡的保護和整理，當年，清華大學成立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該中心從2010年至2015年，大體以每年一冊的速度公布清華簡，目前已出版五冊。2013年8月，由清華大學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聯合主辦的“寫在竹簡上的中國經典——清華簡與中國古代文明”專題展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成功舉辦。由包山簡開啟，郭店簡推動，上博簡承續的楚簡研究熱，因清華簡的出現，邁上一個新臺階。

當今楚簡熱主要因竹書而起，竹書之外的其他楚簡文獻也自有其獨特價值，并且與竹書一道，為不少相關學科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限于篇幅，這里以遣冊、卜筮祭禱文書和竹書為例，略窺楚簡之“能量”。

遣冊是研究名物制度的重要資料。縱觀楚遣冊，會有一個突出印象，就是“琳瑯滿目”的絲織品。除去錦、繒、縞、紡等現代人不陌生的品種外，還有諸如“ 芒”、“霝光”、“番芋”等引人遐思的稱謂，它們或許是依據紋飾樣式命名的。有的在織品前冠以顏色或花紋，如“素王錦”、“丹重繡”、“紫黃紡”；有的冠以地域，如縞有“秦縞”、“楚縞”、“宋縞”，霝光有“衛霝光”、“宋霝光”等。2010年湖北荊門嚴倉一號楚墓出土的遣冊，還詳細記載了各種絲質物的長度和寬度。可以想見當時紡織業興盛，技術達到相當高度，織品五彩斑斕，不同地域存在流通，且各具特色。織品易腐朽不易保存，先秦文獻的記載又非常有限，因此對于先秦紡織技術史的研究來說，楚遣冊的價值也是不容小覷。

從目前發現看，卜筮祭禱文書主要是為墓主人的疾患、仕途進行貞卜和祭禱的記錄，每條記錄的起始處都有紀年。這類文書對社會習俗、祭祀制度的研究頗有裨益。不過考古工作者最感興趣的，恐怕在于它可能為墓主身份和墓葬年代的判定提供明確信息，從而為楚墓研究增加可信的年代標尺。1987年荊門包山二號楚墓出土的卜筮、遣冊等文書，證明墓主是楚國主管司法事務的左尹昭 。楚國流行以上一年度發生的大事來紀年，簡文記載昭 下葬年代是“大司馬悼滑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據研究相當于公元前316年，這即是包山二號墓的絕對年代。2010年發掘的嚴倉一號墓，隨葬品被盜嚴重，然殘存的卜筮文書，使我們得以知道墓主是楚國最高軍事長官大司馬悼滑。悼愲見于《史記》、《戰國策》等古籍，是楚懷王滅越的功臣；包山簡證明他曾率領楚國軍隊出征救郙，此役楚國應該得勝，因而被用以紀年，凡此表明悼滑其人在戰國楚史上居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將卜筮文書的紀年和先秦歷表、文獻相關記載結合起來，可以推知嚴倉1號墓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07年至前299年之間。

竹書的史學、文獻學、古文字學價值是巨大的。郭店簡《性自命出》是一篇儒家的心性論作，不過它的心性論與我們熟知的孟、荀心性論有很大不同，它的一個鮮明特色，是特別重視“情”。它所說的“情”，主要是指情性之情，以及由情性延伸而來的真情和真誠。主旨是弘揚情性和誠實，貶斥虛偽，所謂“凡人情為可悅也”，“凡人偽為可惡也”。這種對情性的認識和彰揚，實具有很好的現實意義。竹書有的有傳本可資比對，有的雖無傳本，但是其內涵或文句，與傳世文獻往往有關，這都為簡文釋讀提供了絕佳條件，若干困惑學者多年的疑難古文字，也由此得到破解。5、60年代出土的鄂君啟銅節銘文中有一句話“歲 返”，“ ”究竟相當于現在的什么字，長期莫衷一是，直到郭店簡發表，其《五行》所引《詩經》“淑人君子，其儀 也”句，馬王堆帛書本《五行》以及今本《詩經》與“ ”相當之字均作 “一”，學者才恍悟所謂“歲 返”即“歲一返”，意思是說一年往返一次。不過“ ”為什么可以用作“一”，又引發新的討論，我們目前只知其然，尚無法確定其所以然。2012年公布的清華竹書《良臣》，記述古代著名君主的良臣，所記禹臣中有“史皇”。“史皇”也見于傳世古書，故訓認為就是傳說中大名鼎鼎、創造漢字的“倉頡”。倉頡的身份，過去所知有兩說，一是黃帝史官，一是遠古帝王，所謂“禹臣”，則是《良臣》帶給我們的新知識。漢字起源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關于漢字形成完整體系的時代，學界主要有兩種看法，一是夏代初年，一是夏商之際。《良臣》以史皇為禹臣，是把史皇看作夏初之人，有學者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與漢字在夏初形成完整文字體系的意見暗合。無論如何，《良臣》的記載都為倉頡其人以及漢字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啟示。

上博簡中頗引學者關注的字書還沒有公布，清華簡已公布簡數尚不及總量的四分之一，另有十余批已出土的楚簡正在整理過程中。近年來每年都有關于楚簡的國家級科研項目立項，數量可觀，論著發表更是難以計數。可以想見楚簡熱必將延續下去。作為楚簡研究者，既慶幸生逢其時，同時也提醒自己，不可急躁，應當靜下心來，踏踏實實，細細耕耘，方不負時代對我們的惠賜。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