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清之際詞壇中興史論”負責人、杭州師范大學教授

明清之際詞人輩出，他們或生于明萬歷后期而在天啟、崇禎年間以詞名家，或生于明天啟、崇禎年間而在清順康之際以詞名家，屬于同一風會所趨下相繼而起、前呼后應的兩代或三代人。他們創作了既不同于以往“明詞”、又有異于康熙中后期“清詞”的感事性空前凸顯、力度美空前張揚的“變徵之音”，從原先唯《花間》《草堂》是從的單一逼仄之路，走向了多元化的康莊之道，最終將詞壇推向了中興之盛。

一

入明后，由于詞的“曲化”，導致“詞曲不分”。《詩余圖譜》與《嘯余譜》在萬歷后期至崇禎年間的盛行，教會了詞人“怎么填詞”，并在“怎么填詞”中規范了詞的法度，為詞壇中興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明清之際詞選如《倚聲初集》則展示了“詞寫什么”與書寫風格，譜寫了自明末至順治年間“正”與“變”兼具并行的歷史。特別是進入康熙朝后，各種風格的“正聲”與“變調”并駕齊驅，全面形成了眾體兼備、交相輝映的鼎盛局面。

作為明清之際詞壇運行的模式，“同人”唱和始于天啟、崇禎年間，興盛于康熙前期。詞壇的每一次新變，均伴隨“同人”的唱和之聲。抱有易代情懷的“同人”聚集在一起，在唱和中進行情感上的深度溝通與共鳴，在共鳴中引領創作的主題取向；在情感共鳴與藝術交流的雙向作用下，“同人”的藝術個性與才華得到了舒展和錘煉，在唱和中，“逼出妙思”，從同立異，自創一格，引領詞風新變，推進了創作繁榮。

二

在明清之際詞壇中興歷程中，柳洲、云間、陽羨、浙西四大詞派尤為令人矚目。他們或率先揭開詞壇中興之盛的序幕，或成為推進中興之盛的主力，或順應時代精神的轉變，主導詞壇轉型。

柳洲詞派孕育于萬歷末，在詞風上率先揭開中興序幕。刻于崇禎八年與九年的王屋、錢繼章、吳熙、曹爾堪四人《詞箋》，以及同里詞人錢繼登、曹勛、魏學濂、陳龍正等為《詞箋》所作序文，體現了以王屋為領袖的前期柳洲詞派所擁有的詞學主張與相對統一的創作風格。在詞學主張上，他們從創作主體出發，推尊詞體的詩化功能，屬于創作主體論；在創作上，他們重啟了始于蘇軾而盛于南宋的“變調”，形成了以“清”為特征的閑澹秀脫的詞風。柳洲詞派的后期領袖曹爾堪入清后，通過主導“同人”唱和，給自己原有的“變調”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也為“變調”在清初的衍生與發展推波助瀾。

刊于崇禎十年的《幽蘭草》，與刻于順治五年的《倡和詩余》，均為云間諸子在唱和中博弈競技的產物。云間詞派以陳子龍為領袖、以幾社為組織、以唱和為紐帶，理論主張以“言情之作必托于閨襜之際”的“寄托說”，旨在推尊詞“別是一家”的體性為特征，屬于詞的本體論。其中，《幽蘭草》在回歸五代北宋的“本色”中，形成了“言內言外，神韻各足”的審美意境，為十余年后的《倡和詩余》寄托大“用意”打下了基礎，在柳洲詞派重啟的詩化“變調”外，重振風雅“正聲”。康熙前期顧貞觀、納蘭性德等“性靈”詞人，將風雅“正聲”推向高峰。

匯結以陳維崧為首的陽羨詞派創作風格與成就的詞選，是刊刻于康熙十七年的《荊溪詞初集》。該集在選域上，“正聲”與“變調”兼具并舉，體現了陽羨詞人群“取裁非一體，造就非一詣”的創作風貌，集中展示了陽羨詞人共同遵循的極具包容性和開拓性的詞學主張。該主張決定了陽羨詞派在藝術風格上兼備眾體而非獨尊一體。而其建立在創作主體基礎之上的“尊體論”、“創作論”、“風格論”等詞學理論，并非無復依傍，而是淵源有自。從詞學主張與創作實踐觀之，其“正聲”與云間詞派有著明顯的淵源關系；其“變調”則是對柳洲詞派的開拓與發展，并將其推向高峰。

浙西詞派的宗主朱彝尊及其傳人李良年、李符為第二代梅里詞人。明天啟至清康熙初年，梅里詞人群“人各一家”，無流派意識，朱彝尊的前期創作深受其影響。在后來融匯浙西群彥的過程中，朱彝尊卻改變了先前不主一家的多元格局，趨向唯南宋“醇雅派”詞人姜夔、張炎是尊的單一逼仄之路，標志是康熙十八年《詞綜》的問世；張炎等人的《樂府補題》則又為朱彝尊倡導浙派詞學主張，提供了理想的范本。康熙十八年前后由李良年、朱彝尊在京師先后發起的“擬《補題》唱和”，是浙派踐行其詞學主張的重大活動，參與這一活動的有不少為非浙西詞人，表明詠物體格，取徑姜、張，崇尚醇雅，是順應時代精神需求的一種審美選擇。浙西詞派順應了新的審美趨向，率先引領詞壇轉型。

三

明清之際詞壇中興的又一標志是詞集、詞譜、詞論、選學、詞集評點等詞學元素空前繁富，這既推進了詞學體系的建構，又具有或規范創作、或引領創作、或總結創作的功能，呈現出詞學元素的豐碩與詞壇創作的興盛共生互動的特點。

明清之際，詞為專集與專刊詞集蔚然成風，別集、總集、叢刊等種類齊全，數量眾多，堪與當時的詩集或文集比肩，表明時人已改宋以來詞為“小道”的觀念，詞成了抒情言志的一種主流文體。該時期除眾多別集外，大量匯集某一階段整個詞壇或某一群體創作實績的總集也應運而生，其中絕大部分如《倡和詩余》《廣陵唱和詞》等，具有引領詞壇中興的功能。在叢刊中，有匯集過往詞家別集如《宋名家詞》；也有匯集明清之際詞人別集如《國朝名家詩余》《百名家詞鈔》。這些別集或為再造“兩宋之盛”提供了范本，在創作上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或具體展示詞壇中興之盛，具有鮮明的傳詞譜史的功能。詞論則有詞集序跋、論詞書札、論詞詞、詞話等，樣式多樣、內容豐富、勝論迭出，堪稱集宋代以來詞學理論之大成。

詞選雖屬于總集類，卻具有自身的功能與作用。明清之際詞選類型多樣，壁壘一新。如所選以往詞作的《古今詞統》與《詞綜》，前者在立論中開啟詞壇新風，后者在立論中轉移詞壇風氣。明清之際詞選如《倚聲初集》《瑤華集》《今詞苑》《今詞初集》等，則分別在傳人存詞中譜寫中興歷史，在存詞立論中推進詞壇中興歷程。明清之際詞壇中興的發祥地在太湖流域與江南運河兩岸的一些州縣。這些地區具有特定內涵的人文空間元素和滄桑巨變的時間元素，造就了大批詞人。《柳洲詞選》《松陵絕妙詞選》《西陵詞選》《荊溪詞初集》等郡邑詞選，則在傳人存詞中，譜寫了詞壇中興的發祥史。

四

晚明“文以評傳”的文學傳播思想在詞學領域得以體現。明清之際詞集評點歷遭后世詬病，被認為是標榜聲氣。現存錄有評點的詞集數量多達200種以上，其中不乏“丹鉛矜貴”之處。無論標榜抑或“矜貴”，詞集評點之風賴以盛行的一個重要動因，在于詞人振興詞壇的強烈欲望與愿景：通過評點，使眾多評點者的詞學觀點得以發表與傳播，也使詞作者的地位與聲譽得以張揚與提升，兩者的互動，成了詞壇中興的重要一環，并以內容的具體性、生動性和多元性，極大地豐富了詞學思想，推進了詞學建構。

近代以來問世的大量詞史專著，無論斷代史抑或通史，均將詞的發展史納入王朝的興替史，可稱之為“朝代詞史”。按朝代的興替史書寫詞的發展史，固然有合理之處，但容易使人忽視詞自身發展規律。打破朝代界限，總結明清之際這段完整的中興歷史，對中國詞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不無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