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形象”日趨受到文學研究界的關注。究其因，它與作家想象民族國家的話語實踐密不可分。應該說，民族國家重構了中國人關于自我與世界秩序的想象，構筑了中國新文學最基本的現代性話語體系，是我們考察文學與現代性問題的重要維度。探討現代知識分子重構中國形象話題，必須要夯實在“中國問題”這一基點上才能予以論述。我認為，魯迅是最有資格承擔起通過對其創作的研究來審視中國問題的作家。事實上，魯迅就非常強調要立足中國本土文化語境來表述中國，他提醒國人不要只注意“世界之外”的問題，而要更注目于社會上的“實際問題”。然而，魯迅的這種“直面”中國現實的創作原則，卻讓其陷入無法自拔的精神危機中。這其中既有外在危機的逼迫，又有自我危機的審思。

　　以多元視角來探究魯迅小說創構中國形象的諸多現代命題，論析這種話語實踐的思想困境及解決路徑，為魯迅研究提供全新的視角。在這種意義上，吳翔宇近期出版的專著《魯迅小說的中國形象研究》契合了當前學術發展的新路向，是該領域研究的又一力作。

　　此書從知識分子的認同焦慮入手，論析了后發現代國家對于被動現代性危機的回應，以及基于此而生成的文學想象方式。難能可貴的是，此書還注意到魯迅反“他塑”的自塑品格，即魯迅所謂的“入如自識”思想。這無疑是切中肯綮的。在西方主導的話語格局中，“中國”很多時候被西方人想象為“落后的”“被啟蒙者”。這種定型化的價值評判使中國形象的構建屈從于“他塑”的尷尬境地，其結果是難以在一個平等的坐標中與西方的國家形象進行對話。而有了這種自覺，魯迅重構中國形象不再是歷時性的破舊立新，而更因共時性的文化參照而驅動的中國本土文化變革意識而具有了現代價值。在此基礎上來談論魯迅營構中國形象的動機與方法就具有了更為明晰的現實關懷。魯迅小說沒有止于人物性格的塑造，而是選擇了“人的現代化”為焦點，去謀求中國內憂外患的根本解決方法，進而有效地將“人國”理想與“立人”理路統合起來。于是，著者從“國家”主體與“人”主體的雙重建構去談論魯迅的想象策略就更具有學理深度了。

　　魯迅曾將“老中國”比作為一間“鐵屋子”，其如鐵一般堅不可摧的特性揭示了文化與國民之間的真實關系。吳著將“鐵屋子”結構視為一個主奴共同體，它從“命名”和“驅巫”兩種文化行為中發掘了其相互借力又彼此拆解的權力機制。在呈示“老中國”格局中文化認同和社會關系的復雜癥候后，揭橥了魯迅思考中國問題與民族出路時所遭遇的困惑及做出的文化選擇。在這樣的體系中，魯迅沒有將人的生存處境簡單地歸咎于外部環境的嚴苛，而是將人和中國的出路問題都內轉為自我生命的危機。于是，“他者啟蒙”與“自我啟蒙”的失序、“思想啟蒙”與“社會革命”的失衡等一系列有關魯迅自我危機的反思，都使得此書的理論闡釋更具辯證的深度，對歷史與人關系結構的寬厚認知也逐漸清晰起來。

　　魯迅從未喪失對“未來中國”的凝眸。該著將兒童等弱者視為“一種方法”，將民族新生與弱者的現代轉變緊密聯系在一起。同時，此書也意識到魯迅的這種“替弱者發聲”的策略無法真正抑制主奴文化的獨聲表達，在“自然性”和“社會性”的話語裂隙中，魯迅的兒童啟蒙陷入了借助成人發聲來反成人話語操控的尷尬境地。在一系列充滿張力的話語詰問中，作者從文本細讀開始，參考歷史文化變遷的諸多史料，并對其進行貫通式的回應，從而實現了對魯迅立于時代潮頭的審思狀態的還原。

　　文學的形象學研究，按我的理解，拓展了文學研究的內涵，即從審美的途徑延展到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顯然，此書就運用了這種方法，從中我們可以窺見作者處理思想史難題和打量文學審美的雙重自覺。總而言之，此書史論結合，在切入一個理論問題時往往做一番考古學般的追根溯源式的概念梳理，如“老中國”“未來中國”“文明中國”“鎖閉中國”等，并厘定它們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呈現開闊博大而又細致縝密的理論視野。同時兼顧了歷史線性的發展脈絡，在動態的社會結構中考量這些理論問題產生的根由、表征方式及文學功能，展示了作者的研究功力，為“回到魯迅”的創新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與視野。

　　《 人民日報 》（ 2017年02月28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