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負責人、北京大學教授

校勘之學是古典文獻學的基石，對于儒家經典文本的校勘，更是經學乃至中國古典學術的核心內容。在寫本時代，校訂刊正經書文字，即已超越經師授經講學需求，而承擔起正定學術的職能。兩漢經今、古文之爭后，刊立《熹平石經》《正始石經》及至唐《開成石經》，無不致力于通過文本校訂刊正以確立權威定本。五代馮道據唐石經刻印九經，成為儒家經典刊本之祖。兩宋以降，刻本漸繁，但經書文本歧異并未消弭。儒家經典相沿有“五經”、“九經三傳”、“十三經”諸說，加之權威注釋義疏，蔚為大觀。諸經之經注與義疏，原本別行，南宋坊刻本為便利起見，匯合經注、義疏、釋文于一書。南宋之后，十三經的組合方式，經、注、疏、釋文的文本結構，逐漸形成固定搭配，并成為士人閱讀的最基本文獻，影響深遠。然而由于經疏文字率而搭配，章節分合、長短無定，而且相互遷就改易，又人為造成經典文本的混淆。宋版諸經注疏在宋元明三朝不斷刷印，但后印本多有補板、修板，字跡漶漫，明代又據之翻刻為閩本、監本、毛本諸本，文本訛誤更甚。清康乾以降，考據之學興起，校訂經書文字漸成風尚，而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的校勘成果引進之后，亦頗為中土學人所推重。惠棟、盧文弨、浦鏜諸儒可謂開風氣之先，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等踵行其后。阮元在此學術氛圍影響之下，于嘉慶初年出任浙江學政、巡撫期間，邀集江浙學人編纂《經籍纂詁》，創建“詁經精舍”，并組織匯校《十三經注疏》，纂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后世譽為清儒經典校勘集大成之作。

一

據張鑒《雷塘庵主弟子記》記載，阮元設立“十三經局”，延客校勘《十三經注疏》，約始于嘉慶六年。主其事者段玉裁，分任其事者有臧庸、顧廣圻、徐養源、洪震煊、嚴杰、孫同元、李銳等人。各人因情況有別，實際參與的時間和程度并不一致。《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后期的補校、審訂，及至最后刊刻成書，當以嚴杰出力最多。今存《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的補校部分，多為嚴杰的手跡，足見一斑。此外，徐養源或參與其事較久，因遲至嘉慶二十一年印行《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進呈本，分校《儀禮注疏》尚有較多與之相關的內容增補。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纂修流程，文獻記載無多，幸賴國家圖書館近年入藏李銳分校《周易注疏校勘記》的稿本和謄清本，據云得自阮氏后人家藏，可以略窺一二。李銳，嘉慶初年應阮元之聘，先從事《經籍纂詁》和《疇人傳》的纂修編輯，后參與編纂《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分任《周易注疏》《春秋谷梁傳注疏》及《孟子注疏》三書校勘之役。國家圖書館所存《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經與同館藏李銳《觀妙居日記》原稿本比對筆跡，當屬李銳手稿。據《周易注疏校勘記》稿本、謄清本和刻本提供的信息綜合分析，其纂刊流程可作如下推測：（一）分任者李銳完成對校初稿并作自我修訂；（二）嚴杰校補調整；（三）阮元批校；（四）謄清成稿；（五）孫同元復核，并有少量增補；（六）嚴杰校訂（或與段玉裁同校）；（七）刊刻成書（刊本校樣仍有少量增補）。故諸經校勘雖未必如阮元所云“授經分校，復加親勘”，但是校經、補校、審訂、復核，存在相對嚴格的流程，有助于提高校勘水平。此外，從稿本到刻本，文字內容甚至文本結構都有更動，而這些變化背后寓含有豐富的學術信息。

二

阮元廣羅善本，延納學界精英，纂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堪稱經典文本校訂的典范之作，迄今恐尚無出其右者。阮元自矜為“我大清朝之《經典釋文》也”。“校勘記”刊行之后，頗為學界所重。清焦循有評價曰：“群經之刻，訛缺不明。校以眾本，審訂獨精。于說經者，饋以法程。”（《雕菰樓集》卷六）日本加藤虎之亮《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亦云：“清儒校勘之書頗多，然其惠后學，無若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凡志儒學者，無不藏十三經；讀注疏者，必并看校勘記，是學者不可一日無之書也。”阮校的優長之處，約略有三。

首先是廣羅善本，備列異同。根據全書凡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以宋版十行本為主，與其他宋版諸本以及明刊注疏本（閩、監、毛）進行對校，又以《經典釋文》、唐宋石經以及各經注本作為經注文字的校勘材料。此外，《十三經注疏正字》《七經孟子考文》以及各種經解著作亦在參考文獻之列。阮校之前，無論宋儒毛居正、岳珂、張淳校經，還是山井鼎《考文》、浦鏜《正字》，不惟規模有限，參校版本亦屈指可數。而阮元借助地位之便，又有學界精英協力，得以博采唐石經、宋元善本、明刊舊鈔，以及當代通行本，施以詳盡對勘，備列諸本異同，在校勘規模和采納文獻數量方面，確可稱前無古人。

其次，校勘理念先進，方法全面。山井鼎、盧文弨已經揭示“經注”、“義疏”、“釋文”原本別行的文獻實際。盧文弨指出,浦鏜《正字》對于古書的層次構成缺乏基本區分，段玉裁則更進一步提出“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之說。“校勘記”正是遵此文獻理念，在以注校經、以疏校經注的同時，不妄改文字，充分考慮并區分文本的歷史層次。《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對校諸本，不僅備列文本異文，還詳細記錄卷題形式、提行縮格以及文字磨改、剜擠、剜改、補刊之類版刻信息，這對辨析文本源流，鑒定版本，校訂經、注、疏、釋文在流傳過程中產生的訛、脫、衍、倒，具有重要意義。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校勘方法亦頗為全面。山井鼎《考文》多依賴對校，對于諸本皆誤的情況缺少按斷。浦鏜《正字》則因所據版本無幾，故校語多誤作、當作、疑作之類，頗有疑所不當疑、以不誤為誤之處。《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彌補了《考文》《正字》的缺陷，校勘方法雖仍以對校為主，但同時注重以注校經，以疏校經注，及注文前后互校，并旁取他書引據，廣泛使用本校和他校之法。對于諸本皆誤，且無他書可證者，則引證文獻或援據注疏體例，加以考訂，且多有不刊之論，堪稱清儒理校成果之典范。

再次，學術考訂成果豐碩。《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編纂正值乾嘉學術鼎盛之時，故得以廣泛汲取匯輯漢唐古注、校訂經書文字的成果，可謂取精用弘，博考詳辨。以《周禮注疏校勘記》為例，總計羅列5821條校記，不僅征引歷代文獻遍及四部，還列述清儒惠士奇、惠棟、戴震、臧琳、段玉裁、孫志祖、盧文弨、程瑤田、沈彤、方苞等十余人的考訂成果，并施以辨析取舍。“校勘記”參考清儒成果，意圖集思廣益令校勘工作更加詳備，而其間辨析取舍則不僅體現校勘者的理念，同時亦透露出清儒成果的傳播與影響幅度，可略窺當時學界樣貌。校勘記引述的清儒校經成果，許多并未成書流傳，故還有保存文獻之功。

三

當然，誠如前賢批評，《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亦存在相當程度的局限與缺失，且與上述優長之處長短互現。“校勘記”以備列版本取勝，但實際參校版本仍頗有缺失。其中既有因存藏所限無緣利用者，也有因不明刊刻源流而忽視者。各經卷首所列引據各本目錄，亦不乏與實際采用版本不符或轉引他人校本者。以“校勘記”所用底本而論，凡例稱《周易》等十經以宋版十行本為據，實際情況與此并不相符。阮元所謂宋版十行本，學界已傾向只是元刊補修本，且并非注疏萃刻之祖本。各經引據參校本多寡不一，缺失情況或與分校者文獻功力相關。如《孟子注疏校勘記》引據14種校本，不惟遺漏了重要的宋本，且直接目驗者僅有7種，另外7種則或據前人校勘學著作，或據他人校本，可靠程度自然大打折扣。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凡例”雖云“授經分校，復加親勘”，校勘亦有相對嚴格的流程，但諸經參校采摭，實際是各自為政，故成品水平因分校者學術態度、文獻功力而異，體例風格亦存在較大差別。總體而言，顧廣圻、嚴杰、洪震煊分校諸經質量較好。“校勘記”采錄前人成果，亦不甚嚴謹。如臧庸的校語多用前人校本，但往往不言出處，致使未列引據各本目錄的校本出現在校語中，徒增困惑。《左傳注疏校勘記》與陳樹華《春秋經傳集解考正》存在明顯承襲關系，陳書既為“校勘記”提供了基本思路，也提供了大量的校勘事例和他人成果，但只有部分被校勘記標記出來，更多的內容未加注明，需要比照二書才能發現。

正因《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自身存在缺失，故在其流傳之后，不斷有補訂之作。其中如汪文臺《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劉承干《周易單疏校勘記》，日本海保元備《周易校勘記舉正》、吉川幸次郎《尚書正義定本附校勘記》、加藤虎之亮《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常盤井賢十《宋本禮記疏校記》等都對阮校頗多補訂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