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進展情況

1. 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本課題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進展基本順利，目前總體完成各個子課題大體在80%左右，資料收集已經全部完成。其中各子課題的完成如下。

子課題一，“西安地區(qū)出土西周金文整理與研究”，經過前期階段的相關資料搜集、整理和甄別工作，目前已按照課題起初的框架設計（即將西安市及其轄區(qū)、縣分別設為章，各縣區(qū)所轄鄉(xiāng)鎮(zhèn)劃分為不同的節(jié)，每節(jié)下又依據行政村的政區(qū)規(guī)劃對其轄區(qū)內所出有銘銅器按照其原有墓葬或窖藏），從器物所屬墓葬或窖藏的總體情況、出土時地、器物時代、器物形制尺度、器物銘文字數、銘文釋文、器物著錄、器物藏地、參考文獻、備注，以及器物拓片等方面對西安地區(qū)出土的292件有銘銅器作了初步的資料整理工作，目前已完成該項工作的文字撰寫初稿。在對292件有銘銅器的資料搜集、整理過程中，針對一些金文著錄書籍存在的錯誤和不足做了大量的筆記，對該批銅器銘文所蘊含的各類信息做了歸類，為下一步的專題研究做了前提準備工作。

子項目二：“寶雞周原地區(qū)西周金文整理與研究”，該子課題上一階段總共整理出483件與陜西扶風、岐山有關的青銅器。其中：簋116件（1件偽簋）、鼎100件、鐘47件、鬲42件、爵31件、盨27件、卣19件、壺18件、尊17件、甗9件；觚、簠各6件；觶、盉、戈各5件；盂4件；斝、 、罍各3件；斗、盤、匕、盆、匜、泡各2件；角、瓿、镈、斧、錛、豆、鋪、劍各1件。墓葬115件，窖藏239件，出土情況不清129件。目前已按墓葬、窖藏將所有483件銅器器名、器物編號、器類、時代、出土地、現藏地、著錄、尺寸重量、形制紋飾、銘文釋文、備注等分別登記完畢，正在進行器物與所屬行政區(qū)劃的歸并以及組別、族類的介紹工作。

子課題三：“寶雞市區(qū)縣西周金文整理與研究”（周原地區(qū)除外），對寶雞市三區(qū)五縣（岐山、扶風除外）所屬墓葬或窖藏的金文資料器物總體情況、出土時地、器物時代、器物形制尺度、器物銘文字數、銘文釋文、器物著錄、器物藏地、參考文獻、備注，以及器物拓片等方面作了初步資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該項工作目前已完成90%。截至今年年底，可以全部完成所有資料的收集和錄入工作。

子課題四：“咸陽、渭南、銅川三市區(qū)縣西周金文整理與研究”，本子課題整體框架已經調整到位，基本上是四章，章下設節(jié)；節(jié)的多少視器物數量、類型而定。咸陽、渭南、銅川地區(qū)出土青銅器按照器物用途如食器、酒器、禮器、兵器等排序。如果是同出一個墓葬區(qū)或窖藏區(qū)的一批青銅器，會在列出器物之前，詳細介紹墓葬區(qū)或窖藏區(qū)的自然地理情況和器物呈現的情況。在每一章，首先總體介紹這一區(qū)域青銅器出土情況；其次，按照區(qū)、縣、鎮(zhèn)、村進行整理研究。在收集相關文獻資料的同時，已經前往涇陽縣博物館、涇陽高家堡遺址、寶雞青銅器博物館、寶雞石鼓山遺址、陜西省博物館、西安市博物館、陜北神木石峁遺址、清澗辛莊晚商遺址和鄂爾多斯博物館等地調查研究。“咸陽地區(qū)出土青銅器”所需查閱的文獻資料、出土青銅器的基本情況已經濾清并進行了整理。咸陽市所轄秦都區(qū)、渭城區(qū)、興平市、武功縣、乾縣、禮泉縣、涇陽縣、三原縣、永壽縣、彬縣、長武縣、旬邑縣、淳化縣，共2區(qū)1市10縣均有周時青銅器出現。如涇陽縣興隆鄉(xiāng)高家堡遺址的“戈組”銅器銘文，永壽縣好畤河“善夫山組”銅器銘文，武功縣任北村窖藏的“害夫組”、北坡村窖藏的“師組”和徐家灣、渠子村等遺址銅器銘文。渭南、銅川兩地區(qū)出土的青銅器資料也基本搜尋齊全，詳細資料還有待于進一步甄別整理。

子課題五，“關中出土金文與西周王畿社會政治研究”，本子課題已經完成了“出土金文與西周宗法宗廟制度研究”、“金文資料與軍制研究”、“金文資料與西周教育制度研究”、“金文資料與西周禮制研究”等章節(jié)。2014年以來在《中國史研究》、《學術月刊》、《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雜志》等刊物已經發(fā)表以及待刊的論文《庠序：商周武學堂考辨——簡論西周小學、大學所學內容之別》、《論西周金文記時語詞及大事系“年”的史學意義》、《季姬尊銘與西周兵民基層組織初探》、《西周金文與軍制新探——兼說西周到戰(zhàn)國車制的演變》等40多篇。

2. 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調研數據整理運用、文獻資料收集整理、學術會議、學術交流、國際合作等）。

（1）2014年8月16日到9月15日，王暉教授赴日對長崎大學、京都大學、長崎縣立大學以及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出光美術館、東京根津美術館等十多家藏有中國青銅器的博物館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考察，并與長崎大學楊曉安教授、長崎縣立大學高芳女士就本課題合作研究的有關問題。

（2）2015年7月，王暉教授主辦了在陜西師范大學啟夏苑舉行的“西周金文與西周史暨第十屆中國先秦史學會年會”，向會上提交并作了“西周軍制新探”的學術報告，在這次年會上王暉教授被選為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這次會議與會代表120多人。邵英副教授、呂亞虎副教授、王帥博士參加了這次年會，呂亞虎副教授被選為理事，邵英副教授在大會上作了“西周青銅器物的設計語言與銘文句型關系研究”的學術報告，王帥博士提交并作了“傳承與轉折——西周青銅器銘的行款特征與書風之變”。

（3）2014年9月本課題組首席專家王王暉教授赴延川縣參加中國先秦史學會和延川縣合辦的“伏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并為會議提交并作了學術報告。

（4）2015年5月本課題組首席專家王暉教授參加澳門大學舉辦的第六屆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上作了“武關古址及其遷徙時代考”的學術報告。

（5） 2015年5月28日至6月2日，本課題組首席專家王暉教授參加美國羅格斯大學四大文明古國古文字起源及發(fā)展研討會，會上作了“中國文字起源時代與方法研究”的主題發(fā)言。

（6）2015年8月17日-19日，本課題組首席專家王暉教授受邀參加教育部委托中山大學在珠海分校舉辦的2015年暑期研究生高級研討班，為會議作了“中國文字起源時代與方法研究”的主題報告。

（7）2015年11月，本課題組首席專家王暉教授、邵英副教授參加了在陜西岐山舉行的全國首屆周文化暨周公思想文化研討會，邵英副教授在會上作了題目為“從《左傳》非禮事件看孔子“禮”思想的社會價值”學術報告。

（8）本課題組首席專家王暉教授2016年2月16日至2016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女子大學參加東亞漢學與21世紀文藝復興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上作了“古文字與上古建筑研究”的學術報告。

（8）本課題組首席專家王暉教授2016年4月1-5日受邀參加了在西北大學舉辦的“黃帝陵是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的學術交流會，提交并在會上作了“出土資料與黃帝時代新探”的報告。

（9）2016年4月19-24日，本項目組子項目負責人邵英副教授、呂亞虎副教授、任雪莉副研究員、王帥博士，參加了在臺灣淡江大學召開的“第七屆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六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邵英提交并作了“美、每、 為異字同源考”的學術報告， 呂亞虎提交并作了“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疾病療治信仰”的學術報告，任雪莉副研究員提交并作了“特殊形制的青銅簋研究”的學術報告，王帥博士提交并作了“西周金文字體演變三例”的學術報告，

（10）2016年6月本課題組首席專家王暉教授參加了在煙臺大學召開的“儒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學術研討會”，提交并作了“智圣之辯與早期儒家的認知觀”的學術報告。

3.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今年7月19日，借中期檢查的契機，本課題組首席專家和子項目負責人開會對2014年以來的項目進展和有關問題，進行了總結檢查，分析了存在的問題，做出了進一步改進的方案。

1.對青銅器銘文某些字的隸定問題、青銅器紋飾名稱問題也進行了討論，對表述的格式也作了統(tǒng)一的要求。

2.為了夯實某些器物的具體出土地點，解決不同時期因各地行政區(qū)劃及地名的不斷變遷而導致的各種金文資料著錄存在的記載不一致、不詳，甚至錯誤問題，第一卷子項目負責人呂亞虎副教授先后赴周至、戶縣、藍田等縣所轄鄉(xiāng)鎮(zhèn)及行政村做了實地調研考察，落實了一些自然村（譬如寺坡、支家灣、下倉峪等）的行政歸屬、完善了一些相關記載的疏略不詳、糾正了一些地名記載的錯誤。這一工作也提醒了其他子項目負責人和項目參與者重視實地考察和相關的調研工作。

3.為了向讀者提供使用青銅器及其金文方便和更加明確時代背景，本課題組要求各個子課題在各卷中要注明墓葬或窖藏的年代，如有碳14年代測定的數據也要一并注明。這對青銅器斷代有十分重要的參考作用，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出土的同一墓葬或窖藏青銅器器物的最晚年代。

4.對相關文獻的引述重新作了布局，“著錄”部分做“減法”,《三代吉金文存》之前的著錄書籍要大大精簡；而主要參考的論著論文則要做“加法”。

5.由于本課題是以行政區(qū)劃組織并按照墓葬出土和窖藏青銅器銘文進行分組分類編排的新編排方式，所以有的子項目負責人提出，需要對某些器物的具體年代的判定、器物族屬及分組、銘文隸定、器物紋飾，以及器名界定等，應該在綜合各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做出更為合理的判斷。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一）代表性成果簡介

1. 王暉《季姬尊銘與西周兵民基層組織初探》，刊于《人文雜志》2014年第9期，2014年9月15日，第74-79頁。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據季姬尊銘，西周時“國”中是以25家為一從事佃農生產的基層單位，其長官稱“師夫”，表明這又是一個基層軍事組織，說明西周時國中實行的是兵農合一的制度。其佃農組織應是“五家為比，五比為閭”的組織結構；其軍事組織是一家出兵一人，并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的編制形式。“兩”的長官《周禮》以為是“中士”，而西周金文則仍稱之為“師”或“師夫”。兵農合一之下的“師”，既是農夫之長，又是軍事長官；春夏秋是農業(yè)生產的長官，農隙和冬季是主管狩獵和軍事演習的軍事長官，遇到戰(zhàn)爭，便率領這支小隊伍加入某師的行伍之中成為正式編制的士兵。

學術價值：徐中舒先生曾經指出先秦時期有兩種公社組織，一種是“家族公社”組織，另一種是“農村公社”組織。不過有關周代基層軍事組織情況古文獻說法不一，而新出土西周金文資料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有價值的史料，證明這種基層公社組織的存在，也使我們對這種基層公社組織有了一些新認識。

2. 王暉《西周 攸比鼎銘與周代官員遴選獎懲制度》，刊于《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2014年7月15日，第70-75頁。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西周時期是以射箭技能作為卿大夫士和候選官員的條件和標準，也作為晉升諸侯級別的重要條件，這在周代禮書中有明確的記述。西周叔夨方鼎銘等金文資料，證明了周天子的確是十分重視辟雍和射宮的射藝比賽； 攸比鼎銘“射分田邑”等金文資料，證明了土地奪封和改封射藝是一項重要的獎懲條件，“射為諸侯”是有一定根據的，不過它是漸進型的而非一次性的。

學術價值：中國古代歷代都有自己遴選士大夫和候選官員的條件和標準。如西漢時期以明經和識字達到一定的條件作為選拔官員的標準；魏晉以門第作為選拔官員標準；隋唐之后以科舉作為選拔官員為標準；等等。而西周時期是以射箭技能作為士大夫和候選官員的條件的，甚至作為晉升諸侯級別的重要條件。這種情況雖然在周代禮書中有明確的說明，但近現代學者卻并未重視周代這種以射藝作為選拔官員的條件和標準，有的學者甚至對“射為諸侯”說堅決否定。但從西周金文資料看，西周周天子的確是十分重視辟雍和射宮的射藝比賽，而西周金文 攸比鼎銘“射分田邑”之事，也證明“射為諸侯”之說并非空穴來風。

3. 王暉《論西周金文記時語詞及大事系“年”的史學意義》，刊于《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25日，第122-132頁。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以《孟子·離婁下》“《詩》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見所有出土文字資料情況來看，在春秋之前還未產生由史官記載下來的《春秋》類編年體史書。但是編年體史書的兩大要素即年月日時間與國家大事記，這兩大要素在西周時金文中已經出現了。西周金文資料中所記述事件的開頭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來表明事件發(fā)生的時間，也常常記載相當于后世“起居注”形式的時王活動以及國家大事；還常有大事系“年”的現象，表明這一時期已具有選擇一件大事作為某年標志的歷史意識。

學術價值：大事系“年”的現象的出現，標志著西周時的人們要在漫長歷史歲月中記住那些發(fā)生了歷史大事及其相應年歲的歷史觀念，而這種歷史大事和相應的年歲正是編年體史書的兩大要素。表明《春秋》編年體史書的兩大要素在西周時已經基本醞釀成熟了， 但西周還未出現有體系的史書。我國重視歷史事件時間要素的現象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4. 王暉《庠序：商周武學堂考辨——簡論西周小學、大學所學內容之別》（刊于《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3期，2015年8月20日，第5-28頁），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商周時期文武學堂是分開的：商周文學堂皆稱之為“學”，但又同時是文武學堂的統(tǒng)稱。從商周甲骨金文中看，商代的武學堂稱之為“ ”（養(yǎng)），后世稱之為“庠”；周代武學堂稱之為“射”，異體作“ ”、“榭”，古文獻通假字又作“序”。周代的武學堂“大學”辟雍不僅是教學射御技術的場所，而且也是訓練和進行禮儀活動教育的場所。從先秦秦漢文獻可見，大約十四歲以下是小學階段，十五歲以上是“大學”階段。兩個階段的學習內容也有比較分工，按照“六藝”是禮、樂、射、御（馭）、書、數來看，“小學”階段所學習的內容主要是“六藝”中的書、數以及文樂文舞；“大學”階段主要學習內容是“六藝”中射、御、禮以及武樂武舞。后者也是商時把培養(yǎng)射手的“ ”（“庠”）、“射”（“ ”、“榭”及“序”）作為“大學”學名的原因。

學術價值：戰(zhàn)國以來的古文獻及注疏中有關先秦時期學校有所謂“校”、“庠”、“序”及“學”的四種說法，但是一種是以不同時代來區(qū)分，筆者把它概括為“異代學名說”；另一種是以貴族地域等差級別來劃分的，可概括為“等差學名說”。戰(zhàn)國以來的文獻典籍之間的說法有相互矛盾。除了各家說法相互矛盾外，有些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漢代以來這種把不同時代（夏商周）、不同層次（國都與鄉(xiāng)學）以及不同諸侯方國所使用的不同學名雜糅在一起，視之為一種學制下的各種學校（學堂），現在看來是完全錯誤的。但從古至今并未得到合理的分析批判。該文把甲骨金文和古文獻中的資料，根據先秦學校的內容進行分類，哪些是大學、小學的內容，哪些是文學堂和武學堂的內容；并把利用音韻訓詁學對先秦學名以及甲骨金文中有關學堂名稱進行比較，然后把這些學名與大學、小學及文學堂、武學堂進行區(qū)分和銜接，去詮釋先秦古文獻資料中所見學校名稱及相關內容，辨正古文獻資料中若干自相矛盾的說法以及謬誤，比較好地解決先秦學堂制度的問題。

5. 王暉、高芳：《周代宗法組織結構新探》，刊于《學術月刊》2015年第10期，2015年10月20日，第147-155頁。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西周春秋時期近親廟制為“三廟制”，即曾祖父、祖父、父考三世，而非戰(zhàn)國后儒所說的近親“四廟制”。而所謂“五世而遷”，是指曾祖父、祖父、父考的子孫。對直系子孫來說，僅包括王子、王孫或公子、公孫，也就是君王的兒子和孫子輩。王孫之子或公孫之子均要從王族或公侯之族分化出去。這就是周代宗法制所說的“祖遷于上，宗易于下”。

學術價值：《禮記》等書是戰(zhàn)國后儒禮學家對周禮的總結和分析，這時去西周未遠，距春秋時更近，因此這些禮學家的說法一般說來是對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因為時代的變遷，禮制也隨著時代而不斷地變化，如果這些后儒禮學家依據變化之后的禮制情況去說明“周禮”，而我們不加區(qū)別，則失誤是明顯的。這些失誤是需要我們根據西周金文資料和先秦早期文獻去進行考察才能避免經學家的誤區(qū)得到歷史的真面目。

社會影響：該文為為《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15年第6期103-104頁轉載。

6. 王暉《西周金文與軍制新探——兼說西周到戰(zhàn)國車制的演變》，刊于《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5年第6期，2015年11月15日，第5-17頁。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西周時代軍隊的最大編制是“師”而不是“軍”，每師編制2500人，“西（宗周）六師”共有15000士卒，“殷（成周）八師”有20000士卒，合計35000士卒。前賢所說一師等于一軍，有12500人；或言一師有3000人，都是不對的。西周基層是兵民合一制的“伍”、“兩”、“卒”、“旅”，分別是5人、25人、100人、500人。前兩者見于西周金文，后兩者見于《左傳》。西周軍制和西周車制是吻合的：兩輛車合為25人的“兩”，一輛車為主車，其車有10個步卒，車上有3個甲兵，一為御夫，一為車右，一為指揮者；另一輛車為副車，其上有2個甲兵，為御夫和車右。軍車共有3000乘，其中包括虎臣所屬的禁衛(wèi)軍共計甲兵步卒37500人。這個數字加上虎賁的數量，應與西周金文中“西六師”、“殷八師”的數量是基本相合的。前賢所說一乘有30人或75人的說法都是不合西周車制的。春秋中期才出現一乘配備30人或33人的車制，春秋晚期才出現一乘配備75人以及100人的重車車制。

學術價值：近現代學者研究西周軍制時，基本上形成兩種說法。一種是繼承漢代以來經學家的傳統(tǒng)說法，認為“六師”即“六軍”。另一種說法認為殷商和西周早中期軍制一師約為3 000人，西周“西六師”、“成周八師”合有14師，共計4萬余人。第一種說法是誤把“六師”當作“六軍”，從而造成一系列的錯誤；第二種則把古今材料雜糅一起，為理清車制和軍制的古今變化而造成許多錯誤。該文討論西周車制和軍隊編制，首先把古文獻和古文字資料的時代進行了清楚的區(qū)分，讓同一時代的資料相互印證和闡釋，以此再去區(qū)分哪些時代不大準確的古文獻資料，就把西周時期的車制和軍隊編制弄得清楚起來了。

社會影響：該文為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先秦、秦漢史》2016年第2期全文轉載，見第26-37頁

7. 王暉《作冊嗌卣銘文與西周士大夫禮研究》，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2016年2月15日，第73-80頁。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作冊嗌卣銘文此銘可證明西周時貴族階層不同等級所用一些特殊的避諱語詞的現象是存在的；作冊嗌是大夫階層，所用宗主石質的“祏宗”，證明大夫是有宗廟祏主的；作冊嗌做祭祀父祖的卣器希冀祖考保佑孫子健康成長，是因為如果大夫沒有子孫，其享受的爵祿特權將會被剝奪，其祏宗也會被廢除。另外，從作冊嗌卣銘文可見西周時偏義復詞的用法已經出現；作冊嗌卣自命名為“義”，其銘文也是西周金文中文辭最具悲情色彩的一件器銘。

學術價值：作冊嗌卣銘文提供了研究西周時期士大夫禮的重要資料，也證明漢至清代學者所說士大夫沒有宗廟之主的說法是錯誤的。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