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朱子學研究，在時間向度上，指東亞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的朱子思想及其后學；在空間向度上，具體表現為中國朱子學、日本朱子學和韓國朱子學等多種實存形態。東亞朱子學研究是全球化時代的需要，也是朱子學發展的內在需要。目前漢語學界對東亞朱子學研究仍缺乏系統性，今后宜在以下幾方面進一步展開。

一是東亞朱子學的總體性研究。未來的東亞朱子學研究應從整體上闡釋東亞朱子學的話語體系，揭示其內在的問題意識、思想脈絡和朱子學的相互交涉，并給其思想以正確的理論定位。中日韓朱子學承傳與創新及各自的特色、東亞朱子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東亞朱子學的共同價值、東亞朱子學的問題意識、東亞朱子學的人文精神、東亞朱子學的接受模式和類型、東亞朱子學的一體與多元、走向“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可能性、東亞文化的相互交涉、文明對話中的東亞文化、東亞文化的未來、朱子學與全球化、朱子學的當代實踐、朱子學如何走向世界，等等，都是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只有在全球化的境遇中，這一研究才能得以充分展開并成為現實。

二是中日韓東亞朱子學的相互交涉。朱子學自13世紀起開始向世界廣泛傳播，在日本、韓國歷史上曾得到充分發展，達到很高的水平，成為東亞近世文明共有的思想形態。在上一個千年期，朱子無疑是一位有著世界影響的杰出人物。陳來先生指出，以朱子學和陽明學為核心的“新儒學是東亞文明的共同體現”。學界如不全面了解朱子學的各方面，就無法了解東亞朱子學者對朱子學的承傳與創新。只有全面了解中國宋元明清儒學內部對朱子哲學的各種批評，才能真正了解日本德川時代儒學對朱子的批評中，哪些是與中國宋明儒學的批評一致的，哪些是與宋明儒學的批評不同而反映了日本思想特色的。反過來，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學體系所包含全部邏輯發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思想體系被挑戰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學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換言之，中日韓朱子學的相互交涉、相互促進，構成了東亞朱子學承傳與創新的獨特風景。

三是東亞朱子學經典文本的承傳與創新。要研究東亞朱子學的經典文本及其傳播，中日韓對朱子學文本的接納、理解與創新，不同朱子學文本在東亞各國的不同命運，等等。例如，朱子的代表作《四書章句集注》在中國和韓國作為科舉教材備受重視，在日本卻被《四書輯釋》和《四書大全》所取代，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把朱子學經典文本放進東亞特定時空進行分析，許多被歷史遮蔽的問題便脫穎而出，這進一步拓寬了朱子學的研究空間，豐富了朱子學的理論內涵。

四是東亞朱子學話語的同調與異趣。中國朱子學話語體系包括本體話語（體認天理、理氣先后、無極而太極、理即事、事即理、理氣動靜、心即理、理一分殊）、工夫話語（格物致知、主敬窮理、誠意正心、定性、慎獨、拔本塞源、心統性情、尊德性與道問學、操存省察、已發未發、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社會政治話語（正君心、出處、國是、教化）、境界話語（見天地之心、識仁、自得、致良知、民胞物與、全體大用）等。日本朱子學話語體系包括本體話語（理氣一體論、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等）、工夫話語（格物窮理、主敬涵養、靜坐、全孝心法、事上磨練、智藏說等）、境界話語（如全體大用等）、社會政治話語（如神體儒用、名分大義論、夷夏之辨、國體、王霸等）。韓國朱子學話語體系包括本體話語（如理氣之發、理乘氣發、理氣一途、人性物性異同論等）、工夫話語（如四端七情、心體善惡、心統性情、定心與定性等）、社會政治話語（如事先理后、起用厚生等）。在具體分析基礎上，揭示東亞朱子學的話語體系與理論類型，揭示東亞朱子學話語體系的異與同及其根本原因，是極具挑戰性的。

五是東亞朱子學的社會化及其實踐。東亞朱子學是東亞文化所依憑的重要精神資源，在東亞歷史上曾一度成為中日韓國家最高統治哲學。東亞朱子學如何通過書院教育、科舉、社倉、鄉約、家族、朱子家禮的實踐等方式推進朱子學的社會化并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中日韓三國朱子學社會化及其實踐有何不同？目前，學術界對東亞朱子學社會化及其實踐研究的關注度還不夠，相關成果十分薄弱。對東亞朱子學社會化及其實踐進行系統研究，有利于提高東亞各國的生命認同感、文化認同感和政治認同感，促進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形成，這方面的研究可謂任重道遠。

總之，東亞朱子學在歷史上呈現出“一體多元”的理論格局，“一體”指以中華文化為體，以朱子學為體，“多元”指中日韓朱子學的多元化發展與具體呈現。未來東亞朱子學研究應以東亞為視域，以經典、話語與實踐為核心，以中日韓不同文化為脈絡，分析中日韓朱子學的承傳與創新，既求其同，又求其異。全球化時代，如果我們立足東亞，既宏觀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東亞文化互動，并在上述脈絡中探討東亞朱子學經典文本、話語與實踐及其未來發展，東亞朱子學研究必能在21世紀開拓創新、綻放異彩。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朱子學的承傳與創新研究”首席專家、廈門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