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林伯先生在讀報 光明圖片

　　吳林伯先生參觀文心雕龍研究資料陳列館并與陪同人員合影 光明圖片

　　吳林伯先生與夫人 光明圖片

　　吳林伯先生一生追求，唯有學問二字。教導門人弟子說，“為山不虧一簣，窮理止諸自足”，宜“以高度韌性自勵”，“非議再多，堅定不移；處境再窘，堅定不移；工作再忙，堅定不移；困難再大，堅定不移；成績再好，堅定不移”。吳先生這樣教導我們眾弟子，而他更是身體力行。吳先生治學，精益求精，堅韌不拔。《文心雕龍義疏》是吳先生關于《文心雕龍》研究的代表著作，從撰寫到成書前后40余年，成書以后，又不斷更易。吳先生在《文心雕龍字義疏證·自序》中說：“余齒在志學，便治《文心》，春秋非懈，但欲習其儷辭而已。迨入本師馬一浮先生之門，朝夕親承音旨，始知五十之篇，允為論文之作。于是請益問難，載歷寒暑。雖謏聞陋見，未能知類通達，而簡練揣摩，要亦粗識微言；重以古、今舊說，義多不愜，唯恐是非無正，使天下學者疑；故搦筆和墨，撰述《義疏》，歷四十二年而定。”又在《文心雕龍義疏·自序》中說：“余撰《義疏》，屢移寒暑，熔意練詞，不知所裁，常恐醬瓿之譏；然知難而進，舊典攸昭，妙識所難，其易將至，先難后獲，自然之數也。且不遠千里，擇師而事，終入馬先生之門，執贄請為弟子，親承音旨，不同研味遺言，探賾索隱，日不暇給、知至至之，欲與幾也。夫蘭為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玩懌方美，簡練揣摩，恒久未已，若仲尼、伯玉之化，心向往之，去故取新，知進而不知退，旁通發揮，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始是而卒非，春秋匪解，俾學有輯熙于光明。”《文心雕龍義疏》撰寫的甘苦，正是吳先生一向堅持的學術態度和學術良心。

　　吳先生恪守馬一浮先生治學的一貫，強調從經學入手，而守專門之學。吳先生在《論語發微·自序》中說：“昔仲尼通治六經，自以熟知其故，并應機授教，語高而旨深；凡教育、政事、倫理、文學諸科，靡不畢具，包蘊可謂宏富矣。門人相與輯而論纂，因名之曰《論語》。學者當先求之，庶幾能明六經指歸。”吳先生自云二十余歲開始往來于川、湘、京、滬、齊、魯間，即首鉆《論語》，《論語發微》即為吳先生一生鉆研《論語》的總結，該書對《論語》中前人時賢所未發掘之義理訓詁給予訓釋，切實做到了不剿說、不雷同，唯是是非非而已。吳先生曾著文回憶馬一浮先生的教誨，提及馬一浮先生談論專門之學的重要，說：“學問之道，貴以專耳。惟專然后能集中精力，鉆研一點，深造自得；泛覽無歸，勞而少功。乃如屈原、宋玉、司馬相如、揚雄、班固之徒，皆專攻辭賦；孔安國、服虔、包咸、鄭玄、馬融之屬，皆專攻經術。以其專心致志，切磋琢磨，眾隱盡變，故斐然成章，蜚聲翰林，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吳先生受馬一浮先生啟發，而選定《文心雕龍》為自己終身專攻，《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中又說：“西京經生，特重于專，其治《毛詩》，則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專之至也。陋儒記誦漫漶，博而不專，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所不能也。”自吳先生選定《文心雕龍》作為研究對象，從此，緊緊圍繞著《文心雕龍》這個題目，遍考先秦漢魏六朝載籍，無所不讀，并深入研究，因而能深入理解《文心雕龍》這部有關先秦漢魏六朝文學理論的偉大著作的精粹，而取得重大成績。

　　吳先生崇尚《漢書·儒林傳》所謂“樸學”傳統，而謂“樸學”，即“實事求是”之學。吳先生特別強調《漢書·景十三王傳》中河間獻王劉德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吳先生嘗撰有《簡論兩漢之學風》一文，在我讀研究生的時候，還未曾刊布，曾以書稿示我，命我誦習，我曾手抄一遍。吳先生以為，“‘樸’之言實，實則不浮，云胡為實？曰上山采銅，下井取礦，作文必讀文，著書必讀書，自感性到理性，由個體至總體，過此以往，語不虛設，春發其華，秋登其實，充盈而有光輝。且書不范圍于文字，自然、社會，亦皆書也。讀之未遍，妄下雌黃，紕繆差失，見笑大方之家”。吳先生又說，“不讀書而能研究著述者，蓋有之矣，余未之聞也”。《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回憶馬一浮先生教學生讀書法，“則開具群籍，兼經、史、子、集，并以六合之內，亦是一部大書，不可不讀。不獨破萬卷，下筆難以入神”。

　　吳先生信守《易·乾·文言》之言曰：“君子進德修業。”馬一浮之《泰和宜山會語》有《君子小人之辨》，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人成為君子，而馬一浮先生言君子小人之區別，一言而蔽之，曰：“君子、小人之用心其不同如此，充類以言之，只是仁與不仁，公與私之辨而已。”“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古今言君子、小人之區別，未有如馬一浮先生之深切著明，而又能得孔子之精核者也。《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記載，1957年春，馬一浮先生至曲阜闕里朝孔，吳先生與同門高贊非請見，馬一浮先生說：“讀書之道無他，求其反身修德，懲忿窒欲，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履而行之，荀卿所謂‘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者也。”先生因此明白“讀書必改變氣質，非徒記其文句以為談資耳”。吳先生執君子之業，守君子之道，以人為善，不與人為惡。善修容儀，不內顧，不親指，不厲言厲色，泰然莊嚴。博覽古今，淡漠名利，不趨炎不附勢，不與世俗名利之徒往來。見諸弟子，莊嚴持重，偶有莞爾一笑。眾弟子稱呼吳先生必曰“先生”，不可稱“老師”。吳先生與弟子告別，弟子鞠躬，吳先生也必定以鞠躬還禮，俯仰優雅從容。

　　吳先生在生活上極其節儉，但是，對學問卻永遠不滿足。吳先生《文心雕龍義疏》成書后，除部分公開刊布外，另有油印本行世，作為武漢大學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頗為國內外學術界關注，1984年《光明日報》曾有專版介紹吳先生的研究成果。吳先生在《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中說他完成《文心雕龍義疏》以后，“為時流謬許，余以天道惡盈，不自滿假，盡力而為，功庸弗怠”，“昔仲尼俛焉孳孳，鍥而不舍，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學然后知不足；先生（指馬一浮先生）守范善道，至老不倦，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余師范賢圣，亦將行年七十而七十化，匡誤正俗，恒久以求真是”。因為吳先生讀書著述，有高尚之目的，所以，《文心雕龍義疏·自序》說：“不懼我書與糞土同損，煙燼俱滅；亦不冀君山復出，以為絕倫必傳，好學修古，實事求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吳先生治學，強調學術創新的價值，并把創新和恪守師法結合起來。先生多次提到熊十力先生和歐陽竟無大師的師生之爭，熊十力先生是歐陽竟無大師的入室弟子，但是著《新唯識論》，與老師的意見相左，但不影響熊十力先生對歐陽大師的尊師感情。類似的例子，先生還舉劉向、劉歆父子為例，劉向是今文學者，而劉歆則服膺古文學。吳先生認為，這種區別，不是背叛，而是追求真理，推動學術進步。吳先生在《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中論述創新的重要時指出：“夫鼎以去故，革以取新，革而應人，大亨以正，四時成而文明說，革之為義大矣哉。”

　　吳先生一生手不釋卷，每讀書，必于書中留白處留下批注，為了便于批注，先生所購書，多為線裝書，多次誦讀，每有新見，則加新批注，有修改，則換一種墨水。翻開吳先生的藏書，五顏六色的批注撲面而來，而宣紙的不滲透的優點就顯示出來了。到了晚年，吳先生才開始整理批注，謄抄在稿紙之上。20世紀中期以后，批判傳統的政治氣候和社會風氣，使吳先生的讀書習慣受到極大威脅。“文革”期間，據說有領導拿著吳先生的手稿譏笑，“文革”后，吳先生任教于武漢大學，因不喜與俗人周旋，被嘲笑為“冬烘先生”，也有人認為吳先生的學術方法過時了，但吳先生堅定不移，泰然如常。

　　吳先生對現實社會之權勢人情，異常隔膜，但時事改易，人心叵測，吳先生一生坎坷，卻仍始終不改志士氣質，高尚其志。吳先生生前家中廳堂之上，高懸馬一浮先生畫像，每至忌日，必作禮拜，數十年不輟，而對門人弟子，時時牽掛。吳先生一生的行止，以及對先生和弟子的情懷，秉持了中國傳統士人的氣概。吳先生去世之后，近些年，人們逐漸注意到了吳先生的治學方法的價值和學術成就的影響，吳先生在九泉之下，或許可以欣慰了。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孔子與儒家文化研究所、光明文學遺產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