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十分關注經濟學學科建設和發展，于2016年推出“中國經濟學新論”專欄，刊發了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

第1期的論文“‘數量拜物教’引致的經濟學形式化庸俗化”對經濟學唯計量模型取向進行了批判和反思。文章認為，“數量拜物教”之所以盛行，源于沒有區分經濟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的差異，混淆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學科性質。數學工具的無節制使用使現代主流經濟學日益形式化和庸俗化，從而暴露出與現實日益相脫節的問題。破除“數量拜物教”的研究取向，必須提防主流化陷阱，進行學風改造。

第2期的論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辯證法”深刻論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文章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應遵循一般、特殊和個別的辯證法以及最一般的抽象產生的路徑，既不要把一般經濟關系和特定所有制捆綁在一起，也不要把一般商品經濟范疇當作資本主義特殊范疇；既不能用單一要素解釋由復雜要素構成的系統，也不能把社會化大生產共有的特征限定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現象；既要根據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豐富和完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原則，勇于對傳統的理論進行批判、繼承和創新。

第3期舉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筆談。中國社會科學院裴小革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邱海平教授、南開大學何自力教授、南京大學葛揚教授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發展理念、分析方法、現實價值、理論和實踐邏輯等問題展開了多維度分析。

第4期至第8期結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探討中國經濟學如何研究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

第4期的論文“中國經濟學如何研究創新發展”認為，新的國際競爭背景和新一輪科技革命以及中國發展的瓶頸，都催生中國產生新的指導創新發展的理論。現有西方創新經濟學理論難以較好解決開放條件下中國產業長期面臨的高增長與低自主創新能力并存的困境。中國需要跨越后發企業技術追趕理論框架，將企業和產業作為創新發展研究的著力點，以開放經濟條件為研究視角，以問題為導向深入剖析創新發展背后的機理，將如何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研究重點，在研究方法上實現方法國際化與問題本土化。

為反映中國經濟學理論前沿的最新成果，鼓勵學術爭鳴，期刊在“中國經濟學新論”欄目下開設“學術信箱”子欄目，刊發針對該欄目首發文章進行爭鳴的論文。第4期刊發的論文“創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辯證法——兼與蔡繼明教授商榷”指出，創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共性與個性的辯證法；必須明確任何經濟關系都離不開一定的所有制；必須明確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離不開特定的經濟條件；必須正確理解勞動價值論的科學內涵，明確價值理論與分配理論之間的關系；不要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方法論對立起來。

第5期的論文“中國經濟學如何研究協調發展”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歷經了注重公平的均衡增長、效率優先的非均衡增長、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相對協調發展、全國空間尺度的增長協調發展以及基于區域比較優勢和分工基礎的功能協調發展等階段。不同階段的發展政策導向具有不同的空間屬性特征，偏向空間干預的均衡增長及增長協調發展政策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區域差距但也弱化了經濟效率，偏向空間中性的非均衡增長和相對協調發展政策提升了經濟效率但擴大了區域差距。政府應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實現空間中性與空間干預政策工具的優序選擇，促成兩類政策工具的協同及優勢互補。

第6期的論文“中國經濟學如何研究綠色發展”認為，綠色發展轉型的關鍵是編制綠色發展戰略規劃，將綠色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確立綠色發展的戰略目標、戰略任務、戰略重點，并從法律法規、標準體系、制度安排、政策措施等方面提供保障。綠色發展轉型，技術創新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把綠色創新和綠色發展中好的經驗和政策措施凝練為法律法規，通過生態法治促進綠色發展轉型。

第7期的論文“中國經濟學如何研究開放發展”認為，推動開放發展要深刻理解其新內涵，在堅持主動開放的基礎上，秉持互利共贏的發展理念，構建公平競爭的開放環境，推動形成全方位開放格局。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可進一步探討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一帶一路”建設與沿線國家戰略對接與協調、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和金磚國家金融合作、自貿試驗區服務業開放及建設績效評估等問題。

第8期的論文“中國經濟學如何研究共享發展”認為，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尚未形成系統的關于共享發展的分析框架。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應該把共享發展作為邏輯主線貫穿始終。構建共享發展系統研究的初步框架，應拓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勞動力商品理論作為共享發展的微觀基礎；在生產、分配和消費的有機統一中研究共享發展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在企業與政府、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中研究共享發展的互補性和協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