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云：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精此書，次覽群籍。此論多為歷代學者共識。《書》釋天道政理，興廢存亡；引導修齊治平，立德立言立功；實為治政之宏規，稽古之先務，修身之典則。故漢唐以來，上自廟堂，下至閭里，人莫不習。解之為史鑒，援之以贊治，釋之為訓誡，授之為教化，引之以立論。當下，隨著傳統文化的復興，《書》學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尚書》的現代詮釋顯現出巨大的張力。作為經典，《尚書》總結的治政經驗、歷史規律和思想觀念，具有時代超越性和真理延續性，其當代價值日益彰顯。

汲取古老的政治智慧探求中國特色的治政理念

《尚書》為“政書”之祖。司馬遷《太史公自序》稱“《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荀子《勸學篇》明言“政事之紀也”。《明實錄》記載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書《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觀覽”。歷朝歷代的政治領袖們都十分重視閱讀和研究《尚書》。

梳理比對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形態的諸種文化因子，可以破解四大文明古國為什么僅華夏文明一枝獨秀，生生不息。遠古的黃河流域孕育的文化形態具有獨一無二的區別性特征，這就是具有最為悠久獨特、最具生命力的文獻傳統。這一傳統最早的文獻性質是政書，也就是《書大序》“所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自此，伏羲、神農和黃帝有“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有“五典”，“言常道也”。

歷代皆有傳世政典。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在《多士》中就指出“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書》學文獻總結上古墳典的政治智慧，用圣君賢相的嘉謨善政確立了“先王政治”，建立了傳統中國較為系統的國家治理模式，進而在后世形成綿延不絕的“政統秩序”；用以德范位的道德訴求直接規約君王的思想言行和士民的家國情懷，塑造民族的精神世界，進而形成歷久彌新的“道統觀點”。《尚書》引出千年的“王道”、“霸道”歷史哲學之爭，成為歷代士人對現實政治的價值規范。《尚書》中的圣賢形象成為民族的“人格理想”，確立了民族的價值標準。《尚書》這一切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從政、理政和治政的理念、策略和方法，是適應中國文化特點、區域特征以及民眾心理的共同基因，具有強大的凝聚力。

《尚書》的文獻傳統及闡釋傳統，反映了中國文化的特征。這種特征以文獻堅守歷史，以闡釋適應時代，民族文化中最優秀的因子得以保存，歷史發展環環相扣，文化傳承綿綿不絕，原典成為文化標識，詮釋成為時代象征，原典與詮釋的融合成為民族和諧、文化認同、與時俱進的強大動力。因此，從哲學高度看，《尚書》中呈現的雖是王朝時代的大經大法，但其超越時代的“道”卻是任何時代治政理國的金科玉律。

揭示華夏文明始創論述延續傳統文化的學術正脈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認為“經惟《尚書》最尊”。《尚書》是中國乃至世界最早的經典，是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以前的原始文化形態。《尚書》于傳統文化諸元素之始創性論述最為廣泛豐富，是華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論、概念、觀點的淵藪。如《尚書》開篇的《堯典》首節就提出“修齊治平”的政治哲學思想：“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舜典》提出中國最早的文學理論術語“詩言志”，揭示詩的本質特征；朱自清先生《詩言志辨序》認為這是中國歷代詩論的“開山的綱領”，對后來的文學理論有深遠的影響。

《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的虞廷“十六字訣”，是構建宋明理學龐大學術體系的理論基礎，也是陽明心學的真正源頭。歷代對《尚書》一些特定篇目和類型的系統研究不僅形成了新的學術體系，例如《禹貢》學、《洪范》學，還形成一些新的文化觀念和學術見解。《洪范》“五行”對于民族宇宙觀和認識論之建構，“九疇”對于國家法權制度的建立；《禹貢》行政區域界劃標準的設計對中國歷史地理學、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之影響，九州的假想設定對國家認同以及“大一統”觀念的確立；《呂刑》對中國法律思想之建設；典、謨、訓、誥、誓、命等對中國文體學之形成。科舉時代，《尚書》作為科考重要內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選拔與社會主流意識構建等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尚書》學是大道之學，歷代對《尚書》的語言詮釋、政治詮釋、歷史詮釋、心理詮釋以及由此形成的諸學理論，與當代學術體制中的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學、藝術等領域研究密切相關。這種多角度詮釋，既保持了《尚書》基本理念和價值觀的相對穩定，又進行了適當的推陳出新。《尚書》悠久的思想智慧總是直接介入生氣勃勃的時代思想建構，這些思想在今天同樣可以成為民族精神的重要內核。研究《尚書》及《尚書》學文獻就是追本溯源，繼往開來，延續傳統文化的學術正脈。

揭示世道人心的傳統內涵展現《書》學教育的當代價值

經學經典集中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一直是“政治、社會、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禮記·經解》說：“《書》教也；廣博易良。”《墨子·天志》論《詩》、《書》：“書于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后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可以看出，《尚書》的道德哲學和倫理價值無疑是我們應該汲取的文化營養，《尚書》文本自不能言，需要人理解闡釋，實現《尚書》學與現代文化的相融共通。

研讀《尚書》就要把注意力放在義理的發現上。朱熹說：“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經之為經的意義即在于教人立身行事。《尚書》中的“民本”思想、“修身”思想、“德治”思想、“和諧”思想，包含豐富而深刻的內容，可以轉化為現代的價值理念，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內容。

展示中華經典再生的正能量研究文化國際傳播的新策略

《尚書》作為文獻存在形式的價值在于傳承性特征，文獻的傳承性特征往往被解釋為“影響”，“影響”體現了所有文獻內在合法性要求，文獻只有產生影響才能有再生的正能量。《尚書》政史資料匯編的文獻性質具有得天獨厚的再生能量。古代中華文化圈各個國家政統道統學統皆一依中國，都保存了大量的《尚書》學文獻，日本和朝鮮半島最多。古代朝鮮學人用漢語著述的《尚書》學文獻以千萬字計，影響涉及政治、哲學、思想、法律、教育、文化等廣泛的領域。研究表明，域外《尚書》學漢籍千百年來構成所在國主流思想意識形態，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具備的心理接受慣性。沒有一個國家會無視自己的歷史傳承與文化積淀，沒有一個生命個體會拒絕血緣聯系和認祖歸宗，血脈異域相連，精神古今相通，域外《尚書》學漢籍作為文化交流融合的特殊文化形態，是無可否認與回避的歷史印跡。

歷史印跡是文化對話的前語境。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域外《尚書》學漢籍，梳理漢文化在異域文化中的存在形態與演變脈絡，發掘出雙方文化的共性因子與異質元素，將靜態的古老文本詮釋與動態的當代學術研究進行融合延伸，既保持歷史所賦予的特定親和力，又融合時代所賦予的鮮活生命力，這樣的文化對話可以非常容易地形成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激活對話對方的歷史記憶，提升對話己方的文化自信。通過國際學術交流，共同整理和研究域外《尚書》學文獻，尋找新時代傳統文化傳播的新形式，這是漢文化高品質國際傳播應該采取的有效策略。

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文化變革和價值轉換，都與經典的重構與詮釋的重建緊密相關。面對由來已久的反傳統思潮和學術理論的西化傾向，我們需要在歷史與現實、傳統與傳承中重建民族的話語體系和價值體系。《尚書》作為政史文獻最早的典籍，可為弘揚氣象恢弘的華夏傳統文化，提供不可缺失的文獻依據與思想基礎。廣泛深入展開《尚書》及《尚書》學研究，是深刻體認源遠流長傳統文化的根本，是提煉中國文化特征“古為今用”的基本條件。《書》學大道，必興中華。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尚書》學文獻集成與研究”首席專家、揚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