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唐樂府詩學研究”負責人、蘇州大學教授

漢唐諸朝樂府活動和曲目辭章，均代表當時禮樂文化的最高成就和詩歌創作的一流水平，理應成為文史工作者重點關注的對象。但由于各種原因，情況卻并非如此。新世紀以來，兩年一度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舉辦和《樂府學》專刊的發行以及樂府學會的成立，是樂府學研究步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在傅璇琮、吳相洲等先生倡導下，開展樂府詩學研究的理念應運而生，這對樂府詩諸多領域的深入探究起到了極大促進作用。

深入挖掘研討樂府詩相關文獻

探尋漢唐樂府詩學的諸多奧秘，應將與樂府詩相關的文史著錄、出土文物、石刻壁畫、民間遺存、域外典籍等資料載體納入研討視域，在對諸多文獻歸類、校勘、箋注、輯佚的基礎上，就歌詩作者、創作原理、功能定位、傳承衍變等展開探討，最終對諸多學術問題作出精準判斷和科學闡釋。如關于漢《郊祀歌》四時祭歌目下“鄒子樂”三字含義的問題，就是典型一例。因為，以武帝為主創作的歌辭樂章就有十多首，且《白麟》《寶鼎》《芝房》《赤雁》《天馬歌二首》皆為郊祀所用，即便如此，史志等在載錄《郊祀歌》十九章時竟無一標示，可《漢書·禮樂志》載錄的四時祭歌《青陽》《朱明》《西顥》《玄冥》題下卻標有“鄒子樂”三字，《史記·樂書》因“世多有，故不論”一筆帶過。《樂府詩集》目錄、正文又都略去了這三字。那么，該三字究為何意？“鄒子”所指何人？緣何如此標注？時移世易，古時眾皆熟悉之事后人竟至懵懂不清。明王世貞視為作者名，認為鄒子為鄒陽。清沈用濟、費錫璜《漢詩說》亦將其標于作者處。之后，梁啟超、羅根澤、陸侃如、蕭滌非、丘瓊蓀等皆延其說。清沈欽韓和錢泰吉認為三字當指樂名，鄒子為鄒衍，但因缺乏論析而影響甚微。如果說鄒陽年壽與漢武郊祀已很難有所交集的話，鄒衍則戰國時人，相差豈不更遠？他們各自學說思想與漢武尊崇之儒術是否合拍？各自樂學建樹如何？此等命題，內容駁雜且極富挑戰性，然諸多研究價值亦自蘊含其中。

再如，《秋風辭》作者是否為漢武帝，也是一個爭議較大、懸而未決的問題。辭章最早見錄于《文選》，相關文獻還見諸《漢武故事》和《水經注》，皆言作者為漢武帝，唐宋至清，并有引述而無異議。唯對其創作時間看法不一，如宋王益之認為，應在天漢元年（前100）春三月；清末楊守敬認為，應在元鼎四年（前113）冬十月。因這兩次皆非秋季，且元鼎四年武帝年歲尚輕，引發爭議，鄭文甚而認為辭章或是東漢以后人偽作。另《文選》錄其序文說“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云云。這為問題的解決更添幾分神秘和困難。因從“上行幸河東”、“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等語句看，序顯非武帝所為。為何辭、序作者不一？若武帝行幸河東皆非秋季，緣何誦出《秋風辭》？帶著這些疑惑，去探討挖掘，辨析思考，便會有意想不到的新發現。

深入探究不同類別樂府詩創作原理

與一般意義上的詩歌不同，樂府詩作更強調其禮樂化功能，關乎上層統治者形而上的理念追求。如漢王朝是劉邦帶領農民起義軍奠基的，其祖上并無值得頌揚之處，故郊廟歌辭類在西漢帝王則有“郊”而無“廟”。漢時特別強調孝道，或亦與之有關，皇帝尊號前加“孝”字即始于此。高祖唐山夫人《房中歌》傳承久遠，其首句便是“大孝備矣，休德昭清”。《漢書·禮樂志》曰：“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再如北魏孝文帝禮樂改制，“稽參古式，憲章舊典”，“齊美殷周”，準則《周禮》。何以如此？原來，為提高本民族地位，促進漢化運動，統治者們是以黃帝后裔身份自居的。基于種族淵源的感情認同，他們祭奠黃帝，膜拜堯舜，音律樂理追溯黃帝。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魏建立之初的道武帝時期，雖戰獲晉人樂器，亦不知其用，皆委棄之。“正月上日饗群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生，禮不忘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魏書·樂志》）前后相較，雖皆“樂其所生，禮不忘本”，但事實情況又何異霄壤之別。

深入開展樂府詩史領域研究

開展樂府詩史領域的研究，以期達到局部更趨精細化、整體更趨清晰化的效果。如關于《摩訶兜勒》的傳續衍變，便是長久以來懸而未決的難題。張騫從西域帶回這支曲子，李延年因之更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對后世軍樂影響深遠。然后唐馬縞及宋鄭樵對其曲名含義業已不明，遑論樂曲內容、樂器使用、傳播演變等問題了。不加深究，便莫可名狀。再如，若從辭樂關系看，樂府詩史大致可分三個階段：一是采詩入樂的漢樂府時期；二是“或選詞以配樂”、“或因聲以度詞”，辭樂關系若即若離的魏晉六朝時期；三是詩樂漸趨分離、徒詩大量出現的唐代。及至杜甫“詠身所見聞事，運以古樂府神理”（沈德潛語），寫出許多“即事名篇，無所依傍”（元稹語）的新題樂府。白居易效法老杜，創作出許多“因事立題”的新樂府詩，并與元稹等人掀起新樂府運動。

著力開展樂府詩學史研究

開展樂府詩學史研究，并借此促進其他各領域研討更趨深化。如關于樂府詩的分類，未曾見人細致梳理過它的歷程。而自漢至清，學者皆有區分，且情況復雜。東漢明帝朝樂分四品：一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二雅頌樂，辟雍饗射所用；三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所用；四短簫鐃歌，軍中所用。蔡邕敘漢樂亦分郊廟神靈、天子享宴、大射辟雍、短簫鐃歌四類。《晉書·樂志》則分漢樂為五方樂、宗廟樂、社稷樂、辟雍樂、黃門樂、短簫樂六類。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分樂府歌詩為八類（無郊廟）。陳釋智匠、隋鄭譯等亦皆有著述，但惜已亡佚，類列情況無從知曉。郭茂倩覽前人著述，總歷代歌詩，分樂府詩為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近代曲辭、雜歌謠辭、新樂府辭十二類，較為允當。元左克明分古樂府辭為古歌謠、鼓吹曲、橫吹曲、相和曲、清商曲、舞曲、琴曲、雜曲八類，明吳訥《文章辨體》分樂府為祭祀、王禮、鼓吹、樂舞、琴曲、相和、清商、雜曲、新曲九類，清馮定遠《鈍吟新錄》以辭樂關系情況分為制詩以協于樂、采詩入樂、古有此樂倚其聲為詩、自制新樂、擬古、古題、杜陵之新題樂府七類。不同的分類反映著著述者不同的學術觀念。

與歌詩分類緊密相關的是要對一些重要概念作出澄清。如漢高祖唐山夫人房中歌在《樂府詩集》卷八歸入“郊廟歌辭”，史料表明它又或用于燕樂。其“房中”究為何意？羅根澤說是祠堂，梁啟超說是廟中陳主之所，丘瓊蓀深感迷惑不解，后之學者皆不曾有所突破。研究可知，此“房中”實指后、妃、夫人。意同“房內”，婦人別稱而已。明乎此，該樂歌之性質、功能、樂器使用等諸多懸疑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了。

中外樂府詩學比較研究也是不容回避的問題。在系統掌握我國漢唐樂府詩學術史的基礎上，開展與海外尤其是日、朝、韓、俄等國樂府詩學的比較研究，從中獲得借鑒和啟發，拓寬探究領域，調整探尋視角。如近現代以來，我國雖有不少學者談到過“歌行”，但就這一看似不大的問題，日本就有增田清秀、澤口剛雄、清水茂、松浦友久、釜谷武志等作過討論。金澤大學李慶專撰《歌行之“行”考》長文，對清水茂認為戰國行鐘與樂府“歌行”有關的觀點深表贊同而作“詳細探討”。事實上，我國對行、引、歌、謠、吟、詠、怨、嘆等各體樂府持論者代不乏人，只是有人如唐元稹，宋鄭樵、郭茂倩、王灼，元郝經，明胡應麟等表述得比較清楚，有人如南宋姜夔、明謝榛、清薛雪等表述得不那么嚴謹明晰而已。亦有興趣有加而迷惑不解者如清馮班等。但日本學者關于歌行之“行”的論述卻給我們以啟發，即歌、行、歌行既有聯系，又可各自獨立。可人們幾乎忽略了行體的存在。事實上，歌行只是行體之一種，之外還有吟行、謳行、謠行等。由此，艷歌行、吳趨行在大曲結構中功能定位的問題恐怕也是應該認真考察的。我們還注意到，日本學者在其他樂府詩體方面也已有所涉獵。如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有阿部正次郎《樂府“怨”題考》、山口為廣《樂府題雜考》、后騰秋正《“哀辭”考》等成果，90年代有串田久治《關于西漢末年的“謠”》、道家春代《兩漢時期“詩”“歌”概念的檢討——“歌詩”與“徒詩”》等成果。由此，我們認為，在開展課題研究時，宏闊的學術視野固然重要，但識微見著、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亦是不可或缺的。

胡應麟說“樂府備諸體”。漢唐樂府詩學確如一個博大精深、含蘊豐富的寶藏，值得我們去珍惜、深入探尋其中的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