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2014年8月-2015年8月，首席專家吳國盛教授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不在國內，課題立項之后未能立即舉行開題儀式，直接進入了研究階段。經咨詢，重大項目的開題環節不再是“規定動作”，擬決定省卻開題活動。

研究進展

本年度的主要進展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1，對希臘科學的起源有了新的認識。代表性成果“科學作為希臘的人文”（另作為階段性成果提交）

2，對中國古代科學有了新的認識。代表性成果“說中國古代有無科學”（另作為階段性成果提交）

3，閱讀、翻譯、消化了一批科技編史學文獻

階段性成果

1. 吳國盛：“科學作為希臘的人文”，《哲學分析》2015年第2期

2. 吳國盛：“科學與禮學：中國與希臘的天文學”，《北京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

3. 吳國盛：“說中國古代有無科學”，《科學》2015年第3期

4. 晉世翔：“‘自然數學化’與‘新實驗運動’”，《自然辯證法研究》，2015年第8期

5. 晉世翔：“中世紀光學的漸進論編史綱領”，《自然辯證法通訊》，2015年第2期

會議介紹·首屆全國科技編史學論壇

按照投標書的承諾，課題組于2015年11月14-15日在北京郵電會議中心主辦了“首屆全國科技編史學論壇”。

為了寫好《世界科學技術通史》，必須要有編史學上的充分自覺。是否把各種專科史、國別史、專題史、斷代史拼在一起，就成了通史？顯然不是。因此，寫好通史，首先要解決許多編史學問題。比如，什么是通史？自然科學各學科史如何有機整合？科學史與技術史如何有機整合？中國與西方如何有機整合？作為重大項目任務的一部分，課題組計劃從2015年開始，連續三年召開全國性的科技編史學論壇，召集全國同仁一起研討，為本項目最終完成打基礎、做準備。

本次論壇本來是設計成行業內知名學者與本課題組成員的對話，因此規模設計在40人左右，由首席專家吳國盛教授全程主持。受邀請的國內同行有劉兵（清華大學，科學編史學）、袁江洋（中國科學院大學，科學編史學）、姜振寰（哈爾濱工業大學，技術編史學）、江曉原（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天文學史）、孫小淳（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科學史）、萬輔彬（廣西民族大學，少數民族科技史）、王思明（南京農業大學，農史編史學）、張大慶（北京大學醫學部，醫學史編史學）、劉華杰（北京大學哲學系，博物學編史學）、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學，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

論壇日程在微信上發布之后，受到熱烈歡迎，許多人希望前來聽會。作為國家重大項目，除了應該在研究上走在前沿、做出原創性的成果外，也有義務和責任讓學術活動惠及學界，因此，課題組臨時決定放開聽會名額，免收會務費。沒料到，幾天時間報名人數超過100人。原定的50人會議室，先是換成100人的，后是換成140人的，最后換成190人的。開幕第一天，高峰時與會者達到180人，幾乎座無虛席。

本次論壇沒有任何會議禮儀上的安排，沒有領導講話，沒有獨立的開幕式，沒有安排德高望重的嘉賓在主席臺就座致辭，在課題組首席專家吳國盛教授做了20分鐘的開幕詞，說明本次論壇的緣起之后，立即進入學術報告和研討階段。兩天時間，差不多每位報告人都有30分鐘的報告時間，再加10分鐘的自由討論時間。

清華大學的劉兵教授第一個報告。他是國內關于科學編史學研究的先驅者之一，1996年就出版了《克里奧眼中的科學——科學編史學初論》。這次他再次重申科學編史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意義，駁斥了那些認為編史學無用的論調。

中國科學院大學的袁江洋教授第二個報告。他也是國內關于科學編史學的先驅研究者，于2003年出版過《科學史的向度》（1998年的博士論文）。他講了是拉瓦錫化學革命的編史學問題。他認為，真正的革命應該是本體論承諾的改變，以此觀之，拉瓦錫并未帶來革命，因為他還活躍在元素論的框架之中，只有等到道爾頓才真是真正的化學革命。

第三個報告的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姜振寰教授。他曾經主持翻譯了多卷本牛津版《技術史》。他在報告中介紹了他正在主持的大部頭技術編年史編纂工作，回答了代表們提出的編年史的編選標準等問題。

第四個報告的是課題組成員胡翌霖，他目前在北京師范大學做博士后。胡翌霖的專長是技術哲學、媒介現象學，在本次報告中他構思了一個技術通史的編史設想。他認為，傳統的技術史基本上是線性的編年史、是歌頌人類進步的輝格史、是著眼于技術之技術細節的技術內史，各種各樣文本和實物的考古發現在其中起推動作用；60年代以來的社會建構論的技術史，把技術放置在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中，是碎片式的微觀敘事、是獵奇求異的獨特技術史、是著眼于技術之環境的技術社會史，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的微觀考察在其中起推動作用；他本人構思的技術通史，是星系式的宏觀骨架描述、是反思人類當下生存境況的歷史、是把技術本身當作人類生存環境的環境史，哲學家的目標在其中起推動作用。

中午，全體代表一起吃自助餐。飯后稍事休息，繼續下午的論壇。

下午第一個報告的是上海交通大學的江曉原教授。他于1991年出版的《天學真原》一書開啟了中國科技史編史學變革的新篇章。盡管他在報告一開始就強調，《天學真原》所代表的社會文化史新編史學是“變”不是“革”，但是在當時的學術背景下，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他在報告中提出，中國天文學史目前是多種編史綱領并存。有實證主義的、只處理“善而有成之事”的愛國主義導向的編史，有用歷史文獻解決當下科學問題的科學向度的編史（比如席澤宗先生的古新星新表、他本人的天狼星顏色問題），有揭示古代天學之文化背景和社會功能的編史（比如他本人的《天學真原》），也有用天文學方法解決歷史年代學的編史（比如夏商周斷代工程）。他主張，多種編史綱領并存是好事，要隨時準備迎接新的綱領。

第二個報告的是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孫小淳教授。他在2004年曾經發表“從‘百川歸海’到‘河岸風光’——試論中國古代科學的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論文，對傳統的李約瑟編史綱領提出質疑。本次報告他講的是“中國古代科學的‘詩性’和‘禮性’”，以天文學為例，對中國古代科學的特征做了詩性和禮性的概括。他認為，在中國傳統知識的生成過程中，以“取象類比”為特征的“詩性”，和以“類而序之”為特征的“禮性”，起著重要的作用。

第三個報告的是課題組成員、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的劉勝利。他在報告中提出了“現象史”的概念，以告別李約瑟的實證主義的、輝格式的、西方中心主義與中國中心主義并置的編史綱領。

第四個報告的是廣西民族大學的萬輔彬教授。他在報告中系統回顧了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的發展歷程，把自1987年以來的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分成四大范式：一是以李迪教授為代表的傳統的實證主義編史學；二是以陳久金教授為代表的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相結合的編史學；三是以北科大團體為代表的引入科技考古方法；四以田松、劉兵、萬輔彬為代表的人類學編史方法。他認為，目前大部頭的少數民族科技通史著作基本上還是采納第一代的編史綱領。

第五個報告的是南京農業大學的王思明教授。在報告里，他首先介紹了農業史與農學史的區別，認為農業史要遠遠大于農學史，包括農業思想、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等社會歷史課題，而農學史也不能簡單等同于作物學史、農業科技史，還應包括林業、牧業、漁業方面的科技史。他把中國農史學科的發展史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20-1954，是農史資料的收集階段；第二階段從1955-1985，是農史文獻的整理階段；第三階段從1985-2000，是農業科技史的研究階段；第四階段從2000年至今，是農業史多視角的研究階段。農史的綜合性特征，以及農業科技的地方性特征，給代表們留下較深的印象。他提到美國國家土壤局局長富蘭克林-金在20世紀初年專程到中國來調查，寫出了《四千年的農民》，總結了中國傳統有機農業的技術方法，呼吁美國農民向中國農民學習。

第六個報告的是課題組成員、上海大學哲學系的張東林。他的報告“代數與科學史的起源”，介紹雅各布·克萊因的工作如何幫助數學史家擺脫輝格史。在反輝格史的大潮中，似乎數學史是唯一不為所動、仍然堅持輝格史綱領的學科，因為數學史的研究者普遍認為，數學自古至今只有一種，因此數學史只能是一部不斷進步的輝格史。克萊因認為，代數學與歷史學有著共同的起源，都是以普遍數學的符號性抽象為基礎的。

14號（周六）共十個報告，從早上9點持續到晚上6點。到下午聽眾有所減少，但仍有130人左右的規模。

15號（周日）上午繼續開會，今天有12個報告，午餐時間更緊，晚餐時間更晚。

第一個報告的是北京大學醫學部的張大慶教授，他報告“當代醫學史研究的‘轉來轉去’”，歷數了國際醫學史研究領域中出現的各種turn，包括文化轉向、影像轉向（visual turn）、物質文化史、病人敘事、大數據、疾病考古學等新思潮、新方法，讓人耳目一新。

第二個報告的是課題組成員、北京大學哲學系劉華杰教授。劉華杰近年來在媒體上大力倡導博物學，并且在植物博物學方面身體力行，在出版界推動博物類著作的出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今天他的報告是“博物學編史綱領”，他談到現代主流科學的許多弊病，而博物學可以糾偏。他認為自然科學有四大傳統：博物傳統、數理傳統、控制實驗傳統和數值模擬傳統，其中博物傳統最為古老。他所謂的博物學編史綱領包括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狹義的博物學編史指的是，在科學史的寫作中不能忘了上述四種傳統中的歷史最悠久的那一種。廣義的博物學編史指的是，對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特征鮮明的數理科學家，也應該使用博物學的方法進行編史。

第三個報告的是課題組成員、北大在讀博士生蔣澈，他系統的回顧了西方科學史界從薩頓開始到新世紀為止關于近代早期博物學的研究，提出了兩個有意思的問題：一個是博物學在科學革命中的地位問題，一個是法國哲學家福柯對博物學史研究的獨特貢獻。閱讀大量西方文獻是蔣澈的強項，他的報告某種意義上把劉華杰所謂狹義的博物學編史綱領在西方學界的實施情況做了一個系統而細致地回顧。

接下來三個報告是關于進化論歷史研究的，報告人都是課題組成員。第一個報告的是北大醫學部的楊海燕。她對自達爾文去世以來國際學術界關于達爾文的研究做了一個系統而細致的回顧與梳理，分家族記憶、科學家-歷史學家的英雄塑造、科學史家的豐富理解、文化史的擴展共四個階段。她還介紹了她本人正在參與的關于達爾文傳播的研究計劃。

第二個報告人是中國科學院大學的柯遵科。他從“達爾文的斗犬”傳統形象的歷史建構講到這個形象的瓦解，指出赫胥黎對達爾文學說的捍衛并非自己同意達爾文主義的全部內容，而是為了借助達爾文及其進化論確立自主的科學共同體的地位，事實上，赫胥黎尤其不同意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

第三個報告人是北方工業大學的劉利。本次報告他主要以華萊士研究為例，講述了進化論編史學中的“非達爾文”維度，這個說法出自皮特·鮑勒。鮑勒認為，自達爾文提出進化論直到1900年，生命科學界的主流都是贊同進化理論，但反對自然選擇理論，因此達爾文所產生是一場“非達爾文革命”。華萊士本人的進化論就是典型的非達爾文主義進化論。

這天午餐拖到將近1點，而下午2點又繼續研討。

下午開場報告人是北京科技大學的章梅芳，以研究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見長。她系統介紹了女性主義科學編史學綱領的基本內涵、對傳統科學編史學綱領的挑戰、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編史綱領的超越等。由于女性主義本身存在諸多爭議，所以章梅芳的報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下午第二個報告人是課題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李文靖。在報告中，她提出了化學革命的新舊敘事以及第三條編史進路。在傳統的化學革命敘事中，拉瓦錫被認為是核心人物，他提出了現代意義上的燃燒概念，取消了燃素的物質實在性，重新定義了化學基礎物質的概念，建立了新的化學物質體系。隨著科學史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波義耳在引進機械論上有重大貢獻，數學化也不能完全歸于拉瓦錫，于是傳統敘事發生困難。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一代化學史家重寫化學革命史，他們避免將近代化學的出現描述為傳統化學被動接受自然哲學和物理學方法的過程，跳出拉瓦錫、燃素論和化學數學化的敘事方式，轉而將“親和力”和“鹽”作為化學革命的關鍵詞。在此兩種編史方案之外，她建議，可以用火的概念的演變作為理解化學革命的鑰匙。

第三個報告人是課題組成員、北大在讀博士生高洋。他報告了關于近代赫爾墨斯主義在科學史中的地位的編史學考察。他先介紹了赫爾墨斯主義傳統的由來，以及這個概念如何由耶茨引入科學史領域，接著介紹了耶茨之后科學史界關于赫爾墨斯主義在近代科學革命中的地位問題所做的深入研究，最后指出在事實層面和概念層面，這個問題都有待澄清。

第四個報告人是課題組成員、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張卜天。他介紹了“科學與宗教之關系”的一個非常新的觀點，即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科學和宗教都是非常晚近的觀念，而這兩個詞的原初含義是指個體的內在品質或德性，直到16世紀才成了通過義理或實踐加以理解的東西。如果以我們今天的科學和宗教概念去理解科學革命時期兩者的關系，肯定是犯了歷史誤置的錯誤。

第五個報告人課題組成員、北京科技大學的晉世翔。在報告中，他介紹了目前國際科學史界關于中世紀光學史的兩種編史綱領，一個是以林德伯格為代表的所謂連續論綱領，一個是以馬克·史密斯為代表的革命論綱領。他本人比較偏重史密斯的革命論綱領，通過科學革命的形而上學背景的細致考察為史密斯綱領提供了新的辯護。

第六個報告人是課題組成員、北大在讀博士王哲然。他報告了“學者-工匠問題的編史學考察”。在科學革命時期，學者和工匠何者發揮了主要作用，一直是科學史界爭論不休的問題。王哲然依次介紹了齊爾塞爾、潘諾夫斯基、霍爾、帕梅拉·隆的觀點。這些科學史家看法各異，但都有各自的論證和理據。他本人比較傾向于帕梅拉·隆的看法，認為隆提出的“交易地帶”概念，可以很好的解釋科學革命時期學者與工匠互動的歷史實情。

王哲然講完之后已經是6點10分了。中科院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孫小淳教授和清華大學吳彤教授，分別代表科技史界和科技哲學界發表了觀感，作為本次論壇的閉幕詞。兩位老師高度贊揚了本次論壇的各位報告人，認為是一次高水平的學術會議。效率高、信息量大、討論熱烈，是本次會議的特點。孫小淳教授認為本次會議必將載入中國科技史事業的史冊之中，為推動中國科技史學科的大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二屆全國科技編史學論壇將與第6屆全國科技史教學研討會于2016年在南寧聯合召開，我們將繼續特邀國內知名學者做專題報告，向同行們介紹科學史各個分支、各個專題的編史學進展，為同行們開啟新的視野融合。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