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唐墓壁畫中的外來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關系研究”負責人、陜西歷史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遣張騫從長安出使西域，鑿通了一條影響中古世界格局、連接歐亞大陸的交通路網，開啟了華夏民族與周邊民族長期的交流與互鑒的歷史。以絲綢、茶葉、陶瓷等為主的物質文明，以宗教、思想觀念等為基礎的精神文明，以人物、動植物、珍稀方物為載體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等多種方式，經過長時段的輾轉與跨空間的流布，穿越沙漠、綠洲、盆地、戈壁、平原流向四方，形塑出特征鮮明、影響深遠、內涵豐富、關注度極高的“絲綢之路”交流與互鑒雙（多）向模式，構成百科全書式的歷史文化遺產體系。2014年，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為33處遺產點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中中國的就包含陜西7處、河南4處、甘肅5處、新疆6處，從而確立了長安作為絲綢之路起點的核心地位，也彰顯了世界各國對這條偉大線路的崇敬。

一

絲綢之路上述地區留存的典型遺產中，反映古人“事死如事生”兩世觀念和精神意志的墓葬隨葬品，因種類繁多、造型豐富、制作精美、等級明顯等特征，成為當時社會最全面的詮釋。其中，被譽為極具真實描摹效果與視覺沖擊力的圖像壁畫，尤具完整性與典型性。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全國已發現138座繪有壁畫的唐墓，分布于陜西、河南、寧夏、青海、河北、北京、甘肅、新疆等十多個省區市。其中，陜西關中地區發現壁畫的唐墓數量最多，占總數70%以上，表現內容主要為唐代喪葬儀式儀軌所界定的等級秩序和社會地位之精妙物化特征，包括仿墓主生前生活建筑環境，山川、河流、植被、星辰等自然世界與宇宙觀念，由四神、鳳凰等為主要內容的神靈世界，愉悅主人靈魂世界的祥瑞鳥獸，隱喻主人宗教信仰和思想情感的神秘圖像，表現追求終極歸隱的閑怡高士，威嚴壯觀的皇家禮儀與奢靡的生活場景，表現農耕、宴飲、出行、歌舞娛樂等日常世俗生活景象以及主次分明的外交活動。可以說，唐墓壁畫以圖像的形式詮釋了唐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這些以圖象形式描摹的唐墓壁畫中，有很多反映絲綢之路內涵的元素。一是有些墓葬的主人本身就來自域外，例如，突厥王族阿史那忠墓和李思摩墓、突厥貴族執失奉節墓和契苾明夫婦合葬墓、安國人安元壽墓和安菩墓、靺鞨人李謹行墓、渤海國貞孝公主墓等。二是壁畫圖像中包含很多外來元素，可以概括為“胡人”、“胡物”、“胡風胡化”三大類。“胡人”形象主要有使者、儀衛、貢人、胡客、胡商、伎樂、馬夫、駝夫、車夫、馴獸師、僧侶、仆從等12種身份，與陶俑、金銀器、陶瓷器、石質葬具以及文獻記載大致吻合，反映了唐代周邊民族大量活動于內地的史實，從整體上勾勒出胡人群體作為“附屬”、“外來”、“少數”的社會地位與職業角色。三是胡人的這種邊緣性也被掌握主流社會話語權的壁畫設計者和表現這種意圖的繪制者刻意強調出來，雖然他們在形象上也表現得有大唐氣質。胡物主要有器物和動植物，前者包括器型、紋飾和制作技藝源于西方的金銀、玻璃類生活用具，如“胡瓶”、“多曲盤”、“高足杯”等，反映了唐朝上流社會追求奢靡生活的風尚，以及這種風尚對絲綢之路奢侈品貿易的極大刺激；后者包括“馬”、“駱駝”、“獵豹”、“鷹鷂”、“波斯犬”、“獅子”等與經濟、政治和軍事能力建設相關或追求癲迷感官愉悅相關的珍貴動物。胡風胡化包括胡服胡飾、胡食胡飲、胡樂胡舞、胡騎胡戲等。胡服胡飾融合了各民族元素的服裝、發式、妝飾等；胡樂胡舞蘊含了西域各國舞蹈、樂器及表演者；胡飲胡食反映了外來食物和飲酒文化；胡騎胡戲印證了唐代社會流行狩獵、大馬球、百戲等風尚。

二

從文明交往論視角來看，唐墓壁畫中與絲綢之路有關的諸多元素不僅反映了域外文明對唐代社會的影響，出現了所謂的“漢人胡化”現象，如穿胡服、跳胡舞、吃胡食，而且也勾勒出外來元素本地化以及與其他外來文化交互影響的發展軌跡。不僅如此，唐代文明與域外文明的交往互動，在形式上還表現為沖突、選擇、適應與融合、共處與共進等形式，并最終表現為內化與外化并行的特殊狀態。內化主要表現為一個文明的消化消融能力，是一種文明進化生命力之所在；外化主要表現為商貿、戰爭、遷徙、文化傳播等形式，它既可激活一個文明的創新活力，使自己革故鼎新，也可能因外化而失去自己文明的民族性，從而被同化。唐墓壁畫中的有些外來元素已經分不出確切的源地，但經過內化和外化后的外來性，仍有跡可循。

在這個交互發展的過程中，文明交往、文明互鑒始終是推動中華民族發展的動力，衍生出文明的區域性、協同性、多樣性，以及民族結構的多元一體和中華民族文明的高度認同感。這不僅影響了不同文化、區域和國家的發展變化，也對以唐朝為核心的整個國際體系的變遷產生了重要影響。從文化交流與碰撞的角度觀察胡漢關系的變遷，可能是研究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歷史、現狀與未來一種更有穿透力的視角。

唐代文明通過絲綢之路與域外文明的交流與互鑒，在長久性、綿延性和浸透性的交流長河中，具有承前啟后的中時段特性。唐人以兼容并蓄、廣納百川的胸懷接受外來文化的同時，亦以開放的姿態將唐朝的文化向周鄰流布，主要表現在文化制度、葬式葬儀（墓葬壁畫）、服飾、樂舞百戲等方面的輸出。可以說，唐代中原地區與邊疆及中亞、西亞地區民族或政權的交往是多層面的、持續的、雙向互動的，有力推動了各民族的交流與融合，促進了唐代社會的發展。《客使圖》《馬球圖》《狩獵圖》《胡騰舞》《胡旋舞》等作為唐墓壁畫中文明交往的代表作，印證了史料記載的唐朝與300多個國家交往的歷史史實。唐墓壁畫以圖像形式存錄、再現、詮釋了唐代與域外國家或民族文明交流與互鑒的歷史史實，形象展示了唐朝文明與域外文明互斥、互動、互容和互相滲透的過程，以及同異并存、求同存異、異中求同、同中化異的深層次歷史現象。

唐墓壁畫圖像描述的唐王朝與域外國家的政治交往、商貿交往、軍事交往、文化交往和人員交往，正是絲綢之路帶來的很多外來器物、事物、植物、動物、飲食、服飾、行為方式等在唐代社會遷移、變異、傳播、適應、融合的動態過程。透過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畫面，我們可以感受到王國維《詠史詩》“遠人盡有如歸感，知是漢家全盛時”那種悠然的意境，也理解了彭樹智先生所言“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價值在文明。文明的真諦在于文明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本質”的深刻含義。

總之，唐墓壁畫是絲綢之路歷史遺存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遺存特別是石窟壁畫、寺觀壁畫等，可謂絲綢之路歷史長卷的圖像化表現形式，與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一起，共同印證了這條歷史悠久、分布廣泛、影響深遠、族群多樣、遺跡厚重的絲綢之路對世界歷史、中國歷史與中華民族具有的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與其他種類的陪葬品相比，唐墓壁畫數量相對較少，加上極難保存，使得它們成為一種非常珍貴的古代圖像藝術，并因其題材豐富、時代特征鮮明而成為難得的補正、印證、論證絲綢之路與文明交往歷史的第一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