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拜占廷歷史與文化研究”首席專家、南開大學教授

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中最耀眼的明星是人文主義者，他們引領新文化時代的潮流，以其不朽的杰作、超常的智慧和淵博的知識，樹立起此后數百年歐洲知識分子的豐碑，成為后人效仿的楷模。他們首倡復興古典學術，也是他們在“拜占廷滅亡時搶救出來的手抄本，羅馬廢墟中發掘出來的古代雕像，在驚訝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個新世界——希臘的古代……意大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藝術繁榮，這種藝術繁榮好像是古典時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達到了”。但是，人們總是心存疑問：這些講著滿口意大利語和熟讀拉丁語文獻的人文主義者，是如何解讀希臘文手抄本的？又是誰教會他們釋讀古典希臘文獻的？

事實上，是拜占廷學者擔負起培育一代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尚古情懷的教育責任，是國破家亡的末代拜占廷知識分子擔任人文主義者的教師。他們以深厚的古典學問吸引新文化運動的進步學者，以執著而癡迷于古典文明的熱情感染意大利弟子，培養了一大批通古博今且青史留名的文化“巨人”。

第一，著名的人文主義者列奧納多·布魯尼曾說，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在意大利強有力地發展著，希臘語在中斷了700年之后又復活了。拜占廷的克利索羅拉斯這位出身高貴和精通希臘語的學者，給我們帶來了希臘語的知識”，其學習的熱情如此之高，以至于夜不能寐。克利索羅拉斯的另一位高足瓜里諾更是把老師比作“照亮意大利黑夜的一盞明燈”。對文藝復興文化起源深有研究的金納考普洛斯，在總結這一時期古典學術發展五大標志性人物中，提到的四人都是拜占廷學者，即萊恩提烏斯·皮拉圖、曼紐爾·克利索羅拉斯、德米特利爾斯·考坎迪利斯、馬科斯·姆修拉斯，還有一位是克利索羅拉斯的學生瓜里諾。作為拜占廷帝國末代王朝的外交家、末代皇帝的代表和學貫語言文學、修辭學、哲學和神學的大學者，克利索羅拉斯在為帝國衰敗而悲傷的同時，更以民族復興和傳播希臘學問為己任。在他的教學活動中，寄托著對未來的希望。他為人謙和、舉止得體、才思敏捷、學識淵博，舉手投足間透射出大家風范，受到人文主義者的崇敬。這位導師的人格魅力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深厚的古典學問征服了思想活躍的人文主義者。

第二，考坎迪利斯曾先后在佩魯賈、帕多瓦、佛羅倫薩和米蘭講授希臘語，豐富的學識和嫻熟的希臘語教學將大批學生吸引到課堂，他的一個學生說，“我以狂喜的心情聽他的課，因為首先他是個希臘人，其次他是個雅典人，第三因為他是考坎迪利斯。他看起來像是另一個柏拉圖”。考坎迪利斯曾說，“我被任命為希臘語教師……我將盡全力回報這一厚愛”。他沒有食言，在帕多瓦大學教職任上，他全力推進該校成為意大利的一流大學，在發展的頂峰時期，這所大學毫無疑義地成為歐洲希臘語教學最重要的中心。后來，考坎迪利斯還分別在佛羅倫薩大學和米蘭任教，所到之處學生薈萃，促使這些學校成為名聲顯赫的學府。他于1466年完成的《希臘詩文集》不僅方便學生的學習，而且成為不可多得的古希臘詩集。有趣的是，任教于費拉拉的拜占廷教師加扎，在講授希臘文化時采用拜占廷教學方式，也就是自12世紀科幕寧王朝時代起，拜占廷學校教育中采用的一種教法：一邊閱讀背誦古典著作，一邊在文本的空白處插入輔助性的注解，用以分析詞句的詞源、歷史背景、句子結構等，這種方法不僅開闊了學生的視野，更加深了他們對文本的理解和記憶，這也許是延續至今的西方古典學的濫觴。

第三，另一位拜占廷學者約翰·阿基羅保羅斯，也是當時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教師。他不僅講授希臘語，而且向佛羅倫薩人傳授希臘哲學知識，使當地人文主義者的興趣由語言修辭學轉向古希臘哲學。他擔任佛羅倫薩大學希臘哲學教師期間，向崇拜自己的意大利學生們講授柏拉圖哲學，精彩的授課和學問受到廣泛好評，市政當局將其年薪提升到400金幣，這可能是當時教師最高的收入。他的許多學生后來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軍者。在長達18年的教書生涯中，他和弟子們推動佛羅倫薩人文主義者將柏拉圖哲學成為突破天主教思想禁錮的利器，他所在的佛羅倫薩大學則成為文藝復興運動主流思想的中心。

第四，拜占廷流亡學者馬科斯·姆修拉斯，不僅因精通希臘語和拉丁語而聞名，而且在教書育人方面受到好評。他在教學之余，投身于古代哲學作品的整理和翻譯。1512年，姆修拉斯放棄待遇優厚的帕多瓦大學教職前往威尼斯，邊教學邊進行柏拉圖著作的編輯工作，因為威尼斯圖書館藏有拜占廷學者貝薩隆捐獻的大量古代手稿。姆修拉斯講授的課程包括語法、詩歌、哲學，他每天上午講授古希臘語法，晚上則講荷馬、赫西奧德、里奧克利特斯等古希臘詩人的詩歌。他全身心投入教學工作，受到當地人民的高度贊揚，威尼斯元老院為表彰他的貢獻不斷提高其薪俸。同時代人阿爾杜斯·曼努提烏說，這個時候的“威尼斯可以稱作是第二雅典，因為來自各地的學生聚集到這個時代最博學的人——馬科斯·姆修拉斯門下跟隨他學習希臘文化知識”。

人文主義者對導師們十分欽佩，這些老師淵博的古典學問、高尚的道德情操、謙和的舉止行為、嚴謹的治學風格和認真的教學態度深深地感染了學生。人文主義者對拜占廷老師們的肯定還另有原因，那就是他們的無私奉獻。拜占廷學者貝薩隆就把其終生收藏的746卷古代希臘典籍捐獻給威尼斯圖書館，包括482卷最珍貴的希臘典籍古代抄本，它們成為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最重要的希臘文獻收藏，至今仍是威尼斯圖書館的鎮館之寶。后世研究認為，正是像貝薩隆這樣一批拜占廷學者的貢獻，使得現存于世的75%的古希臘文獻以拜占廷手抄本的形式流入意大利，成為這場新文化運動重要的文化淵源。他們不僅捐獻古籍，而且奉獻心智，充分發揮運用語言和占有文獻的優勢，在翻譯整理古希臘典籍方面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對以復興古典學問為目標的文藝復興運動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前述克利索羅拉斯曾在帕維亞任教期間翻譯了柏拉圖的《理想國》，這個拉丁譯本成為當時最權威的版本。他翻譯的托勒密《地理學》如同《理想國》一樣也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其高足布魯尼翻譯的柏拉圖《政治學》，更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總之，人文主義者的拜占廷老師們言傳身教，培養和教育出一代人文主義者，深刻地影響了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因而拜占廷文化不僅僅只是人們的一種回憶，而且已經融入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