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外國在華直接投資與中外競爭研究”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副主編

選題對期刊至關重要，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期刊與生俱來就要關注選題嗎？如果不是，選題從何時開始成為困擾期刊界發展的一個問題？我們又該遵循什么原則破解選題困境？對以上問題的思考，會使我們對期刊自身有個清醒的認識，從而更好地履行期刊所擔負的責任。

期刊初創時期選題并不是一個問題

世界上最早的期刊是1665年由法國議院參事戴·薩羅律師創辦于巴黎的《學者雜志》。為什么要創辦這份刊物呢？創辦人指出，這純粹是“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和不用花費多大力氣就能學到東西的一種手段”。因為隨著科技的發展，信件和書籍已經無法滿足學術交流的需要。數理化和力學方面的最新發現、歐洲出版的新書目錄、摘要以及一些氣象數據，甚至民事和君主判決等都可以在《學者雜志》刊出。

專門研究科學信息結構、特性和科學交流全過程，揭示科學交流系統內在規律的蘇聯信息學家A. H.米哈依洛夫，在其1976年出版的《科學交流與信息學》中，對期刊做了如此評價：從17世紀開始，定期刊物成為報道新發明和傳播新理論的主要工具。從米哈依洛夫對期刊的評價中，我們依然可以讀出期刊創辦時“滿足好奇心和學到新東西”的味道。經過300年的發展，選題依然不是期刊發展中的一個問題。

科研職業化發展與選題成為問題具有某種關聯性

米哈依洛夫在其著作中又說，假設沒有定期刊物，現代科學當會以另一種途徑和緩慢得多的速度向前發展，而且科學和技術工作也不會成為如同現在一樣的職業。也就是說，隨著科學活動規模擴大，科研成果急劇增加，作為重要載體的期刊在促進科研隊伍專業化、職業化發展中發揮了類似“加速器”的作用。可見，期刊加速推動了科學發展和科研職業化進程。

推動科學發展和科研職業化進程，這本應是期刊界的無上榮光，更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就在于，科研職業化發展又反向作用于科學發展和期刊發展進程，而其間的重要機制——科研考核似乎偏離了科學工作本身的最終訴求，且漸行漸遠。目前的一個共識就是，與促進科學創新相比，科研職業考核帶來的更多的是科研領域的浮躁和急功近利。而這反向影響科學發展進程，反映到期刊上，最大的問題就是研究成果的創新性嚴重不足，因此，最終導致尋找具有創新性的選題成為期刊界目前普遍難以破解的難題。

破解選題難問題需要自覺遵循科學交流規律

一個有趣的現象顛覆了我們以往對斯密神話的看法：斯密1776年出版《國富論》，當時英國的主要刊物《每周評論》和《批評》對此的反應也僅限于禮貌性的祝賀，甚至其家鄉蘇格蘭的刊物《蘇格蘭人雜志》和《愛丁堡周刊》也并未對斯密顯示出任何特殊的興趣。直到25年后，才有證據表明，斯密的這本書在歐洲主流經濟學思想家那里樹起了權威。

斯密的思想在發源地尚且這樣，那么舶來中國的經濟思想又會怎樣呢？我們粗略統計了凱恩斯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情況。凱恩斯三部最有影響力的著作：《貨幣改革論》出版于1923年，《貨幣論》出版于1930年，《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于1936年。盡管譯介進入中國的時間緊隨其后，1925年《晨報》副刊國際版連續刊載其文章，1931年《中行月刊》刊載述評文章，但是對其進行研究的高峰期，卻是在20世紀40年代。也就是說，盡管凱恩斯的思想在翻譯環節并不滯后，但是得到普遍重視也是在十幾年之后了。

這似乎只是個案，我們又對近現代利用外資文獻情況進行統計分析，并將其與用重大歷史事件和經濟數據表征的實際利用外資歷史進程進行了比較。近代分析表明，盡管早在1840年中國的國門就被迫打開，但是期刊對此進行報道的高峰期卻發生在差不多百年之后，也就是20世紀30—40年代。對1978年之后的分析，同樣發現了這樣的現象：1980—1988年是期刊發展的高峰期，但利用外資文獻發表最集中的年份在1990—2010年，尤其是在2002—2012年。這表明，近現代利用外資文獻報道的高峰期和實際利用外資進程普遍存在一個時間差，只不過改革開放后的滯后期明顯在縮短。

文獻報道的高峰期普遍滯后于實際歷史進程，這個時間差提醒我們，破解期刊選題，不僅要考慮當前重大現實問題和理論前沿，還要考慮一個重要維度，就是歷史進程中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之間的關系。這個時間差也在某種程度上提醒我們，“拔苗助長式”破解選題難題的方式有悖科學交流內在規律。尤其是在當前經濟進入新常態、期刊成為學術研究“風向標”之后，期刊界進行選題策劃時，更應對期刊自身有清楚的認識，以提高遵守科學交流規律的自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