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進展情況

1、項目總體執行及子課題進展情況

本項目自2012年3月開題以來，研究工作按計劃正常執行，進展順利，目前已完成原計劃中的資料收集、形成《撰寫條例》，各子課題在深入項目研究的基礎上確定了撰寫提綱，并于2013年1月進入全面研究階段，2014年6月全面進入研究成果的撰寫階段。

2014年8月27日項目組召開項目中期檢查研討會，討論各子課題組已撰樣稿，對研究提綱和已撰稿件提出詳細修改意見，并規劃了下階段的工作。2015年1--5月，首席專家分別至安徽、河南與第二、三子課題組，在京與一、四、五子課題組研討項目撰稿的具體問題，了解研究撰稿進度，推動各子課題研究與撰稿工作的進展。目前項目總體執行按計劃正常推進，已完成研究撰稿任務的三分之二，可望在2015年底完成項目初稿，2016年完成項目成果的核查、修訂和結項工作。

自立項以來，項目組召開多次工作會議，舉辦3次學術研討會，積極進行學術交流和成果推介工作，產生了一批階段性成果。本項目已于2013年7月向規劃辦作過一次中期檢查匯報，現將此后各子課題進展情況匯報如下。

第一子課題“民國卷：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的初興”。已完成民國古籍整理之演進、民國古籍整理之成就、民國時期文獻學科的構建、民國文獻學的分支學科、民國文獻學的相關學科等5章20余萬字。2013年7月以來發表階段性成果為論文5篇。

第二子課題“新中國前30年卷：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的漸進”。已撰成新中國前三十年古籍整理歷程、新中國前三十年古籍整理成果、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與出版、新中國前三十年古籍整理人物志等4章16萬字。2013年7月以來發表階段性成果為論文1篇。

第三子課題“改革開放新時期卷：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的繁榮”。已撰成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與古籍整理的重大決策、古籍整理的管理研究與出版機構、古籍整理范圍的擴大及豐碩成果、古籍整理方式與方法的跨越式推進等4章的部分內容10萬余字。

第四子課題“總論卷：百年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科發展的理論探索”。已撰成20世紀以來古籍整理意義的認識及思想、20世紀以來古籍整理原則的認知、開展古籍整理必備的前提與條件、古籍整理的基本形式與學術標準、古籍整理工作與古文獻學的關系、古文獻學分支學科的理論探討等6章的部分內容共15萬字。

第五子課題：《百年中國古籍整理圖書目錄》、《百年中國古文獻學著作目錄》。已撰成《百年中國古文獻學著作目錄》1萬余字，撰成《百年中國古籍整理圖書目錄》中的民國部分、新中國前三十年部分33萬字，條目近2萬條。2013年7月以來發表階段性成果為論文5篇。

2、項目調研及學術交流情況

本項目在2013年7月以前已完成文獻資料的基本調研與收集整理，當然后續隨著研究撰稿的需要還會作相應的補充，有關情況已在上次中期檢查中報告，此不贅述。項目在2013年7月以后，前期學術研討告一段落，研究思路已經明晰，主要問題的基本觀點已經形成，各子課題陸續進入后期的撰稿階段。為集中精力撰稿，則不再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只召開項目組內部的研究工作會議。不過，與學界的學術交流仍不間斷，以下主要匯報2013年7月以來本項目組較有代表性的學術交流活動。

2013年12月13-16日、2014年10月26-29日，首席專家周少川、第5子課題負責人毛瑞方先后出席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第四屆古文獻與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杭州舉辦的“第五屆古文獻與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上交流了本項目有關古籍整理、古文獻學研究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新成果。

2014年9月19-22日，首席專家周少川、第3子課題負責人王記錄出席在濟南召開的“山左先賢與齊魯典籍研討會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35屆年會”，分別向會議提交了《古籍整理與文化的傳承創新》、《中國古代的金石學研究與文獻考證》兩篇論文，就古文獻學在當前文化建設中的具體實踐和現實意義，交流了本項目的研究成果。

第1子課題負責人牛潤珍于2014年7月29日至8月1日出席由韓國濟州大學舉辦的“亞洲歷史文化與文化典籍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15年2月26日至3月1日出席在日本東京由日本亞洲財團舉辦的“東亞文化與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兩次會議上以本項目的階段性成果和參會學者交流。

第3子課題負責人王記錄于2013年9月14-16日出席在河南登封舉行的“華夏文化與世界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年1月10-12日出席在河南鄭州召開的“教育部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年會”；2014年12月6-8日出席在鄭州召開的“河洛文化研究高層論壇”；分別就古籍整理與傳統文化、古文獻學科的發展與建設等項目成果在會上與學界交流。

在國際合作方面，第5子課題組與臺灣中研院經哲所經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慶彰教授就臺灣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研究成就進行座談；臺灣云林科技大學翁敏修副教授參與第5子課題的研究與撰寫工作。2014年8月6-21日，周少川受邀赴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歷史系訪問座談，并邀請該系東亞史王碩教授就北美藏中國古籍情況提供資料、就漢籍整理回歸前景提供建設性意見，還就近查閱了伯克利大學的中國古籍藏書。

3、成果推介宣傳情況

項目開題以來，項目組分別報送了4期《工作簡報》；2013年7月報送《中期檢查表》；2014年報送專刊文稿《古籍整理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刊發于2014年12月17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第78期，專論同日轉載于“全國社科規劃辦網站”頭條。

項目組還利用多種渠道宣傳推介本項目研究成果，如2012年8月31日項目組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采訪，有關內容登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9月3日該報記者霍文琦所撰報道《古籍整理：搶救漢字文化遺產的重要工程》；2014年12月24日項目組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采訪，有關內容登載于12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張春海所撰報道《讓文化的芬芳傳之久遠》。

此外，首席專家周少川利用多次講學機會，向社會和高校師生推介與項目研究相關的成果。如2013年11月3日在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作“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文化”講座，講授有關古籍與古籍保護的知識；2014年4月18日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研究所為師生作“歷史文獻學的發展態勢與學科建設芻論”主題報告；2014年10月16日給唐山師范學院歷史系師生作“新世紀古文獻學的成就與學科發展”講座；2015年3月16日為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訓詁與經典文化研討會”全體學員講授“古籍版本與校勘”等古籍整理方法和學術要求；2015年3月25日、5月22日則分別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河南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舉辦“古籍整理與歷史文獻學發展趨勢”的學術講座。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與改進措施

（1）各子課題在開展項目研究撰寫中仍存在某些章節研究深度不足，對古籍整理和古文獻學發展的學術史總結有時停留于表面敘述，縱深不夠，重點不突出等現象。

改進措施：在思想上加強對重大項目成果要體現國家水準、精品意識的認識，在實踐中由首席專家、各子課題負責人及時審查已撰成果文稿，發現問題及時提出，聯系相關研究撰稿人員，以面對面討論的方式，提出問題，理清思路，反復審改，嚴把質量關不放松，以推進研究成果的高水平完成。

（2）個別子課題組的階段性成果呈現不足。經調研發現存在問題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有的項目組成員對項目的集體協同意識不強，發表階段性成果時忘記標署項目名稱和批準號；二是有的項目組成員不重視及時產出階段性成果，只顧埋頭拉車，未能將已有成果發表于學術界。

改進措施：在項目組內部加大對發表階段性成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宣傳、要求，推動更多的項目階段性成果發布，為促進學術研究和文化的繁榮做出貢獻，并及時接受學界的檢驗。

二、 研究成果情況

1、《古籍整理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論文以習總書記有關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多次講話精神為指導，論述古籍整理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密切關系，古籍整理在科學揚棄、傳承創新傳統文化過程中應遵循的原則，以及古籍整理工作在新形勢下不斷加強理論和規范建設、提高質量和水平的措施。論文指出，浩瀚的中華古籍是中華文明的寶貴遺產，是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和加強與世界各國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源。整理利用古籍，要貫徹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原則，并以點校、注釋、今譯等手段解決今人閱讀古籍的障礙，在整理中揭示古籍的思想文化精粹，注入新時代的思想和創新成果，以達到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目的。當前的古籍整理工作雖取得豐碩成果，但也存在一些質量問題，應加強古籍整理的理論和方法的總結；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制定學術規范，以促進精品意識和整理水平的不斷提高；要利用新的科學技術，不斷開拓新領域，以提高古籍整理的效率，產出更多原創性成果。

2、《陳慶年的文獻學思想及方法》 。本文論述了近代文獻學家陳慶年的文獻學思想和整理考辨古文獻的多種方法。論文指出，陳慶年的一生，辛苦搜集、整理并保存了大量古籍文獻，對于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在收集整理古籍的過程中，陳慶年形成了豐富的文獻學思想，他認為聚書在出版和提高民智、增強國勢方面將發揮重要作用，為此不遺余力地籌建了我國近代兩座公共圖書館。為適應新式學堂教學變革的需要，陳慶年按照刪繁就簡、文約而事豐的原則編纂了諸多教科書和年譜。在校書時，他注重辨偽、訂繆，始終恪守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原則。陳慶年提出的文獻學思想與方法對于今天的古籍整理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值得重視和研究。

3、《民國校勘學理論與方法的嬗變》 。本文是對民國古文獻學科發展的學術史研究和總結。文中論述民國時期幾位代表性學者的校勘學理論和方法，在此基礎上，分析了民國古文獻學研究中校勘學理論和方法的發展變化。論文認為，民國校勘學是現代學科意義上校勘學理論的濫觴，在這一理論嬗變過程中，梁啟超的校勘學方法奠基了現代校勘學的理論基礎。陳垣提出的“校勘四法”標志著現代校勘學的正式創立。胡適的《校勘學方法論》集理論、方法、歷史于一身，對校勘學理論進行了系統總結，使它更加具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張舜徽的理論創新則使校勘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民國校勘學理論與方法的嬗變促進了這一學科的快速發展，也為校勘學屹立于現代學術之林奠定了基礎。

4、《漢語天主教目錄編纂史概述——以教外知識分子為中心的考察》 。本文縱向梳理了晚明至今漢語天主教文獻書目的編纂歷史，從綜合目錄和專題目錄兩種類型，橫向考察了這些書目對天主教文獻的著錄情況。在此基礎上，從古籍整理的視角，論述編纂漢語天主教文獻總目錄面臨的問題和解決辦法。論文指出，16世紀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等一些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帶著西學典籍進入中國，刺激了晚明中國會通中西學術思潮的產生和中西學者大量獨撰或合作的譯著問世。這些文獻不僅記載天主教教義及其傳播，還大量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狀況，是研究明末以后中國社會變遷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應該系統整理和發掘研究。自明末已降，對漢語天主教文獻的整理和編目的工作持續進行而未停止，重視對漢語天主教文獻目錄編纂史的梳理和發展前景的思考，將有助于中國歷史文獻學、古代史和宗教文化史的研究。

5、《民國時期故宮檔案文獻的整理出版》 。本文論述了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對所藏檔案古籍清理、編目、整理出版的成就，分析了在整理過程中所使用的科學方法。論文指出，故宮博物院成立以后，對所藏的文物、文獻展開系統的清點與整理。在整理清點的過程中，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和圖書館對明清檔案和古籍藏書資源進行了有效的開發利用。一方面，以清點為契機，對古籍和檔案文獻整理編目，摸清了收藏的家底；另一方面，積極整理出版各類稀見典籍和史料，探索檔案整理的科學方法。通過這兩方面的實踐工作，在系統展示故宮典藏風貌的同時，也為學術研究的深入開展創造了條件，成為民國時期古籍整理和古文獻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