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問題研究》中期檢查報告

一、 研究進展情況

本項目于2011年12月底獲立項，2012年6月底開題。7月1日，在開題報告中，根據專家意見，課題組向國家社科基金辦申請要求對原來項目的工作目標與思路作如下調整：

1、在時間向度上，新四軍史料的收集整理，由原先設想的1934-1950年，縮短并集中到1937-1945年，即抗日戰爭時期。

2、原來的七個子項目，調整為包括三大方面的三個子課題：

國民黨和民國政府官方檔案整理；

新四軍報刊資料整理；

新四軍老戰士及其后人保存的未刊史料。

3最終形成的成果仍是：《新四軍史料叢書》多卷本，但規模較原來的設計要適當縮小。

這得到了基金辦的批準。

此后近3年來，我們即依此計劃，分三個子課題，分頭并進。

因為本項目是由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與北京新四軍研究會共同承擔的，故分工自然是這樣：前兩子課題由北師大教師負責，后一子課題則由新四軍研究會同志與師大的教師合作進行。

總體進行順利，尤其是第3個子課題，新四軍研究會專門成立“一號工程”辦公室，以新四軍鐵軍精神為指導，舉全體會員之力，收集整理新四軍戰士未刊資料，達數千萬字。現在初步整理編輯好了九卷本資料，共五百萬字。

余下時間，我們不敢松懈，力爭按時完成全部工作。

二

三個子課題進展情況：

（一）國民黨和民國政府官方檔案整理

本子課題負責收集、整理民國官方檔案中所藏有關新四軍史料。目前大批量保存民國官方檔案的海內外機構，除了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外，學界一般認為較重要的檔案收藏機構是我國臺灣省臺北“國史館”、國民黨“黨史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收藏民國檔案以經濟類和外交類為主)等處，這是研究新四軍歷史的重要史料來源。

目前，臺北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是國民黨方面敗退、運往臺灣的眾多民國檔案中最完整的檔案之一，收藏國民黨史料300萬件以上，也是目前海外收藏、保有中共原始檔案文獻最多最珍貴的機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民黨“黨史館”開始對大陸學術界開放，特別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購進大批國民黨“黨史館”藏檔后，將其館藏檔案中涉及新四軍的檔案進行搜集、整理的條件日趨成熟。本項目2011年底立項后，直至目前（2015年6月），三年多以來，本子課題負責人率領課題組成員，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圖書館開放規定，每周有3天以上時間，風雨無阻，前往該所特藏室查閱這批檔案電子資源。國民黨“黨史館”檔案分11大類，由于檔案卷帙浩繁，除了少量直接涉及新四軍的史料依靠現有目錄可徑直查到外，更多地則隱藏在浩繁檔案中，經過我們三年多來艱苦、細致地查閱，有相當收獲，目前已從這批國民黨“黨史館”藏檔中，搜集整理50余萬字有關新四軍的檔案史料。

本子課題下一步還需開展的工作，除繼續查閱國民黨“黨史館”藏檔外，當務之急就是前往臺灣收藏國民政府檔案的另一重要機構臺北“國史館”，進行查檔工作。前往臺灣查檔，因工作量巨大，所需時間一般不少于兩個月，各項費用估算起來不菲，課題剩余經費肯定不敷使用，經向本課題承擔人所在單位北京師范大學特別申請了一筆經費，通過學校的資助，準備在今年暑假期間前往臺灣查閱臺北“國史館”藏檔中有關新四軍的史料。

（二）新四軍報刊資料整理

新四軍報刊組成員赴國家圖書館、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軍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人民大學圖書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等機構查閱史料，復印、翻拍民國時期舊報刊。專人赴南京江蘇省檔案館查閱復制新四軍油印報刊。共計查閱報刊70多種，其中能錄入的報刊20種，共計約150萬字。目前收集的中國共產黨的報刊：《解放》、《新華日報》、《救亡日報》、《紅色中華》、《新中華報》、《晉察冀日報（抗敵報）》、《群眾》、《中國青年》、《挺進報》、《淮海大眾》；國民黨方面的報刊：《中央日報》、《申報》《時事新報》、《文匯報》、《新民報》、《救國時報》、《大眾日報》、譯報周刊》、；汪偽、日方面的報刊：《新路東報》、《新申報》、《新中國報》、《中華日報》、《盛京日報》；香港和東南亞方面的報刊《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目前正在整理、錄入，編寫目錄。另外，與北京新四軍研究會合作，收集整理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史料約50萬字，主要是新四軍老同志的回憶文章，集中體現了抗戰時期鄂豫邊區根據地的抗戰事跡，目前已經整理校對完畢。

（三）新四軍老戰士及其后人保存的未刊史料

北京新四軍研究會承擔了課題的部分重點內容：收集整理新四軍老戰士及其親屬所保存的各類未刊布的新四軍珍貴史料；文稿、文件、回憶錄、書信、日記、圖（照）片等，以及可能收集到的口述史料等，并按照統一規范要求分類整理、登記造冊、復制抄錄、整理歸檔，最終編輯成冊。為完成這一任務，我們成立了以陳昊蘇會長為組長的領導小組，指定副會長任全勝，副秘書長楊抗美同志專項負責，設立了“一號工程”辦公室，九個分會也都成立了相應的組織，指定專人負責落實。

我們在承擔該課題的過程中，共分為四個階段組織實施：

第一階段動員部署、全員參與。這一階段總會及各分會多次召集有關人員會議，深入動員并采用多種方式宣傳開展這一課題的重要意義和工作要求，發動全體會員積極參與，并對年老體弱的老同志做好摸底調查，承諾保證不丟失有關史料，并派出專人協助翻閱、查找家中塵封已久的歷史資料，并對每位可能提供資料者做好摸排，按照統一制定的表格登記造冊，制定分會收集工作計劃，明確重點人物和重點收集范圍；并向健在的新四軍老同志及已故老同志的子女、后代發出倡議書，盡可能多的發動全體會員積極參與其中，提供未刊的新四軍史料。

第二階段是加強組織機構建設，保證骨干和積極分子的培養和鍛煉，并落實具體管理措施。總會在建立“一號工程”辦公室的基礎上，為每個分會配備了一個保險立柜，指定專人負責資料的登記造冊，分類整理，建立資料卡片和檔案目錄等。為保證資料的完整和安全，分別建立了《“一號工程”辦公室暨資料庫資產規定》、《“一號工程”辦公室暨資料庫工作人員守則》、《“一號工程”注意事項》、《“一號工程”安全管理制度》、《檔案資料抄錄與整理的規范要求》等具體規定和要求，并為“一號工程”辦公室專門配置了辦公室、電腦、電話、復印打印設備，并適時地對各分會派到“一號工程”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進行了專業培訓和組織學習，提出統一分類標準，規范要求，電子化保存資料和備份的要求。

第三階段是統籌安排、有序收集、登記、分類、整理、復制各種新四軍未刊史料階段。根據各分會上報情況和工作計劃，研究總體收集計劃和安排。指定一號工程辦公室工作人員負責收集、登記、分類、歸檔、整理有計劃地采用復印、抄寫、拍照、掃描、錄音、錄像等多種手段收集整理各類史料；并結合進行“口述歷史”的采訪工作。這一階段我們還在內部舉辦了小型的內部資料收集成果展覽，各分會交流成果和經驗，借以促進收集資料工作的積極性。在保留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復印或掃描制作復制件，有的則采用拍照或輸入電腦，進行電子文檔保存。這一階段，耗時又耗費用，加之研究會中參加這項工作的新四軍二代也已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每天只能保證半天工作，困難確實不小。到2014年底為止，所收集整理的史料已復印、掃描或制成電子版的史料也尚不到收集史料的三分之一。

第四階段則是對已整理、復制的史料進行編輯整理，準備交付出版階段。2014年底前，我會各分會指定熟悉材料的同志和北京師范大學指定的教師進行一對一的對接，對已復印、掃描或制成電子版的相關史料，進行精選，編輯成：回憶錄（三卷），共約150萬字；電報及中原突圍（一卷），約50萬字；豫鄂抗日根據地（一卷），約50萬字；宣傳、文化、教育卷（二卷），共約100萬字；新四軍老戰士口述歷史卷（二卷），共約100萬字。現已整理、編輯完畢，已交出版社正在交付出版之中。

自2012年七月項目正式啟動至2014年底，我會共收集新四軍抗戰史料近5000件，總字數達一億字以上，其中：

歷史文件、文稿 3000余件（不含原已內部編輯成冊的電報、文稿）

日記（含筆記） 140余件

老同志回憶錄 200余份

史料書籍 400余種非正式出版物（不含300余種正式出版物，以及大量正式出版物的目錄登記）

戰爭年代照片 1000余張

抗戰及相關書信 200余封

光盤及口述史料錄音、錄像資料 200余件

畫冊 若干

在此項目的基礎上，我會與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于2015年5月25日至27日聯合召開了全國性的《新四軍抗戰與鐵軍精神傳承》理論研討會，以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共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論文134篇，由中國中共黨史學會、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組成的專家組進行篩選，入選論文85篇。研討會在全國新四軍史學研究領域反響很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我會運用收集的史料撰寫的論文達20余篇，入選的85篇論文將于年內結集出版發行。

三

主要困難：

（一） （一）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檔案館、紀念館、圖書館都極端保守，基本拒絕查閱檔資料，收集資料變得十分困難。

（二） 到各地查閱資料，本成太高，已有經費嚴重不足，許多工作無法進行。

心得：

研究發現，全國現有的新四軍研究十分薄弱，新四軍老戰士凋零殆盡，其二代也多年過古稀。故新四軍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實為搶救性質，再不重視，后悔莫及。故愈益感到全國社科基金對本課題的立項，意義重大，十分及時與可貴。我們將全力以赴。

二、 研究成果情況

本課題是史料整理與研究，不同于一般理論與實證研究，其成果主要呈現形式是資料整理本身。這方面的成果已在上述介紹各子課題進展中，實已道及。這里是報告圍繞資料整理，成員們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

1、邱濤《七十年來新四軍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史學史研究》2012年第2期）：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學術界整理出版新四軍史料取得了可喜成績，但總體而言，新四軍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全面系統地搜集、整理新四軍史料，尚未展開，在全面系統的史料整理的基礎上展開考證、辨偽、校勘、注釋和編寫目錄、提要等史料研究工作，更未計及。編纂一套完整、系統、全面地包含中外政府檔案、文獻、報刊和口述史料的新四軍大型史料集，將此項工作向前推進一大步，勢在必行。

2、葉維維《抗戰時期宋慶齡對新四軍的援助與宣傳》（《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學報》2013年第1期）：抗戰時期，宋慶齡對新四軍的援助在于，確保新四軍醫藥器械的需求，支援新四軍地區工業合作社的后勤物資供應; 宋慶齡對新四軍的宣傳在于，充分肯定新四軍的作戰成就，頌揚軍隊的精神品質。宋慶齡出于民族大義，出于對三民主義的特殊情感，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了國共合作，在抗戰時期始終投身于救濟事業。這些都說明了宋慶齡對中國的抗日戰爭作出了卓越不朽的貢獻。

3、張雙智《皖南事變前黨中央與項英的戰略分歧—以白艾日記為視角》（《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白艾記錄粟裕口述的皖南事變前周、葉、陳、項、袁對話，揭示了黨中央北上東進發展華中抗日根據地與項英株守皖南的戰略分歧。

4、曾凡云《抗戰后期中共“向南發展”的戰略方針》（《軍事歷史研究》2015年第4期）：在1944年至1945年8月期間，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以毛澤東、劉少奇等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審時度勢，高瞻遠矚，作出了“向南發展”的戰略方針。以往論著對抗戰后期中共中央的“向南發展”的戰略方針表述是不全面、不完整的。這一時期，中共中央、毛澤東提出的“向南發展”的戰略方針包括三個有機聯系的方面，即“綰轂中原，控制河南、皖北”；“發展東南，控制蘇、浙”以及“發展華南”，創建五嶺根據地。應該說，經過各部方面的努力，到抗戰勝利到來時，中共中央制定的“向南發展”的戰略方針基本得以實現。

5、曾凡云《蔣介石與皖南事變的發生》（《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全面抗戰期間，身為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與皖南事變的爆發究竟有什么的關系？蔣介石是否有解決皖南新四軍的預案？至今，學術界在研究皖南事變時，仍然存在分歧。詳細考察蔣介石的檔案資料可知，抗戰進入1939年后，蔣介石對國內事務關注的焦點之一就是如何處置中共問題。由于中共拒不接受蔣介石提出的“溶共”方針，武力解決中共及其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其必然選擇。更為重要的是，蔣介石又把制裁新四軍問題作為其抗戰成敗的最大關鍵。史實表明，從1939年初到皖南事變爆發前，隨著蔣介石對中共態度的日趨惡化，加上蘇俄的對華援助被其利用，蔣介石國民黨便逐漸制定并實施了限制、局部“剿滅”新四軍與全殲皖南新四軍軍部的周密預案。皖南事變這樣就發生了。

6、曾凡云《論新四軍資料整理研究的史料價值——以國民黨文電中有關新四軍的記載為例》（《史學史研究》2015年第3期）：新四軍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產物，國民黨電文中保存了大量新四軍史料，這些資料無疑是蔣介石國民黨人真實情感的記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抗戰時期新四軍的真實狀況。分析國民黨蔣介石所留下的相關電文，既有助于銘記新四軍以民族大義為重，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對日作戰的光輝業績，也有助于理解抗戰時期國共兩黨由合作走向分裂的真實狀況。

7、董瑩《抗戰初期美國對中共武裝力量的關注及政策調整》（《軍事歷史》2014年第2期）：抗日戰爭初期，中共武裝力量出師作戰情況受到美國的關注。八路軍出師前，美國就認識到中共武裝力量與抗日的關系密不可分，認為它將影響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并希望維護國民黨的統治；八路軍出師后，美國認識到中共武裝力量的潛力和優勢，關注政局的發展變化，在保持表面中立的同時開始向中日雙方表態、保持對中國的暗中援助；新四軍出師后，其戰術、作戰方針和精神狀態表現出相當的活力和潛力，美國意識到中共將可能取代國民政府，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美國加強對國民政府的援助，并使援助公開化。

8、董瑩《國共和日偽輿論關于皖南事變的報道》（《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報刊是研究皖南事變的一類重要史料，但在以往研究中沒有得到充分利用，這使事變后的輿論形勢難以見知、部分結論有失客觀全面。通過對報刊史料的梳理、分析和比較可以看到，皖南事變爆發后，國共和日偽從各自立場出發，圍繞事變的起因、過程和評價幾個關鍵問題進行報道宣傳。大體看來，國民黨官報對事變作何解釋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輿論的基調，受到高壓管制的大量民間報刊主動或被動地服從官方宣傳口徑。中共主辦的報刊爭取輿論回擊，努力為新四軍正名，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偽報刊玩弄“和平”與“反共”的政治陰謀，對新四軍進行攻擊。總之，這些報道深刻體現了國共和日偽之間復雜的政治關系，反映出中共一面抵抗日寇、一面擊退反共高潮的艱難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