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年教科書整理與研究”項目(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成果日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發布，呈現了我國教科書百年發展的立體圖景，揭示了教科書百年演進的規律。百年來，一本本教科書把科學知識和人類文明變成了一滴滴雨露，滋潤著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匯就了中華文化奔流不息的江河；百年教科書是濃縮了的百年中國史，承載著無數仁人志士教育救國、教育強國的夢想，見證了中國從積貧積弱到傲然騰飛的偉大復興之路……

書與史

在理想與現實間引領社會

回顧百年來中小學教科書發展的歷史，從最開始翻譯借鑒西方的教材，進行“消化吸收”，到逐漸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教材建設、發展、改革之路，教科書“活化石”般地記錄了百年間的滄桑變化。

教科書是文化傳承的“接力棒”。《孔子世家贊》《大清龍興》……清朝末年的教科書，以經史之學為基，強調禮義廉恥、忠君尊孔，雖然打著那個時代的烙印，不乏封建糟粕，但其傳承作用不容置疑。

教科書是民主科學的“催化劑”。“我國旗，分五色，紅黃藍白黑，我等愛中華……”民國初期的教科書，已包括修身、國文、算術等十幾種科目。此時的教科書順應辛亥革命時代潮流，注重民主與科學，反對封建專制。

教科書是危亡時期的“宣言書”。“制作防毒防空用具，練習駐防空壕地下室的設計，對軍用器具進行研究……”這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的教科書，此時的教科書裝幀粗糙，卻帶有濃重的戰爭烙印，激蕩著“國難教育思潮”。

教科書是社會進步的“推進器”。“月光光，月光光，小孩子，上操場。土炸彈，木殼槍，開步走，瞄準放……”這是蘇區、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的教科書。新中國成立前夕，教育家葉圣陶提出了“解放軍打到哪里，教科書就要送到哪里”的口號，并擔負起為新中國編寫中小學教科書的歷史使命。

《開國大典》《英雄黃繼光》《朱德的扁擔》……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教科書，主要任務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文革”十年浩劫，教科書橫遭摧殘，此后，中小學教材領域的撥亂反正與整頓恢復全面展開。如今的教科書貫徹課程標準的理念，強調與實際生活、社會生活的聯系，關注“自主、合作、探究”學習方式，以學生為本，體現時代性，實現了多樣化、系列化、立體化。

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教科書都是國家意志、民族意愿、社會發展的重要體現。近百年來，教科書以其獨有的方式反映了中華民族覺醒、探索、抗爭、發展、奮起的歷史，培育造就了一批批時代棟梁。那么，應當如何看待“書與史”的關系呢？

“毫無疑問，教科書編寫應該‘與時俱進’，但這種‘前進’不是盲目的‘跟跑’，要有自己的想法，在依照教科書內在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對社會進行審視和判斷，作出相應的調整。”人民教育出版社綜合文科編輯室副編審王世光認為，教科書的編寫不能“與世浮沉”“隨波逐流”，僅僅局限于社會變遷的注腳，必須有自己的靈魂。“教科書需要立足現實，但要高于現實，既反映社會，也要引領社會，力求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尋求最佳平衡。”

廣與深

在統一與靈活中因材施教

在教科書編寫中，“廣與深”是一對辯證統一的矛盾。一方面，為了擴大受教育者的范圍，需要關注基礎知識和能力的培養，教材要具備“廣”的特點；另一方面，社會需要高精尖人才，教育要更好地發揮選拔功能，教材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深”。隨著新的經濟形態、社會形態的變遷，對綜合性、創新性人才的需求日益突出，教材越來越需要處理好廣度與深度的平衡。我國教材的發展，便是長時期在“廣與深”的對立統一中曲折前進。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文革”后的撥亂反正中。那時的教育百廢待興，“編輯們急切地想把更多更新的知識傳授給孩子們，但低估了‘文革’對基層師資和教育基礎設施的摧殘，于是，新教材難免‘消化不良’。”一位老編審說，這套教材為改革開放后新一代中小學教材奠定了重要基礎，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但教學要求過高，多數學校、學生不能適應。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時任教育部部長的何東昌親自抓降低教學要求工作，高中教科書分成較高要求的“甲種本”和基本要求的“乙種本”。但由于高考“指揮棒”不分“甲乙”，所以，即便使用“乙種本”的學生，也千方百計搞到“甲種本”。

“由此可見，真正指揮學校教學的不是大綱、教材，而是高考‘指揮棒’。考什么學什么，導致學生知識面越來越窄，不僅助長了高考在一個較窄的范圍內深挖洞、搞難題的風氣，加重了學生負擔，而且造成學生知識面的欠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老編審指出。

那么，教材究竟該怎樣實現“廣”與“深”的有機結合呢？

既要“統一”，又要“分流”。“中國百年教科書整理與研究”項目首席專家徐巖指出：“社會對各種專門人才和普通勞動者知識和技能的需求是多樣的，個人特點又千差萬別，教材應該在為他們打好統一基礎的前提下，再為他們打好分流的基礎，為發展他們個人的興趣特長提供條件，使不同類型、不同程度的學生都能得到發展，這樣才能真正面向全體學生。”

既要“普及”，又要“提高”。“就教科書編寫來講，‘廣與深’的問題可能永遠無解，但它時刻提醒編者，如何處理好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問題。”王世光認為，教科書與兒童之間的關系基本上都是“一對多”，不可能給每個孩子量身定做教科書。現實中的教科書，對于這個孩子可能淺了，對于另一個孩子可能就深了。教科書編者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編寫出有彈性的教科書，兼具統一性和靈活性，既有面向全體學生的基本內容，又有不作統一要求的內容，從而有利于地方課程、校本課程乃至授課教師本人對教科書的廣度與深度進行重構，從而達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既要“立足廣”，又要“照顧深”。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編輯室主任譚永平以生物教材為例指出：“中學生物課首先應該立足廣，讓學生建立起認識生命世界所需要的基本事實、概念。在此基礎上，如果有必要，某些內容可以考慮加深，讓學生更好地認識生命的本質。”

人與書

以學生為本方得本心

古往今來，對大多數孩子來說，學習都是一個苦差事。那么，教科書是“以人為本”還是“以書為本”？重在把知識說全說深，還是重在讓孩子理解接受？這是歷代教科書編寫者最為專注的話題之一。

早在清朝末期，教科書編寫者就開始關注兒童心理，比如，“教科書選編花草景物之文，按就學時期排列，使兒童易于實驗；所選德育之事注重家庭倫理，使兒童易于實行。”

在民國時期，低年齡段的教科書強調聯系兒童生活實際，并多以韻文、詩歌、故事等引發兒童興趣，如：“貓歡喜，一只老鼠到嘴里。狗歡喜，兩根骨頭丟下地。雞歡喜，三個小蟲一把米……”這個時期的教科書在插畫、字體、版式等方面分外著力，兒童文學成為教科書中的一道閃亮風景，例如《你猜是什么》：“綠衣郵差上門來，送上小小一個袋，什么東西在袋里？薄薄幾張紙，紙上許多黑螞蟻。螞蟻不作聲，事事說得清。你想是什么，說來給我聽。”這樣的文字沒有過多說教，寓教于樂，讀來頗有趣味。前段時間脫銷的《開明國語課本》便是這個時期的作品，就是在這個時期，發現了“兒童”這一核心教育對象。

那么，汲取百年來的經驗和教訓，今天的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人與書”的關系？項目組研究認為：教材應該以學生為本。以學生為本，關鍵在照顧學科嚴謹性、邏輯性的同時，關照學生的學習規律、心理與年齡特征，實現科學性與可接受性的辯證統一；內容編排宜由淺入深，敘述應具有可讀性，版面應富有知識性和趣味性；應考慮學生的接受能力，既要利于引導學生思考，又不能取代教師教學。

教科書是受眾最多、發行量最大、對人的影響最深的書籍，不僅會影響個人知識學養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更會影響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總結教科書百年歷史，以史為鑒，繼往開來，意義深遠。

《 人民日報 》（ 2016年01月07日 1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