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分別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珍藏明清時期漢語文獻的發掘與研究”首席專家、課題組成員，廈門大學教授、博士

從日本江戶時代開始，日本漢語教科書的編撰日漸興起，直至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的編撰趨于成熟且體系完備。以六角恒廣為代表的日本學者關于日本漢語教育史研究的理論性成果已經不少，并顯現了獨特的“國別”研究優勢。但我們認為，目前挖掘日本漢語教育史第一手資料文獻的工作更為重要和緊迫，因為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原始文獻的匱乏必然會制約著我們的研究水平，而這恰恰是理論性成果所不可替代的。只有充分挖掘出這些資料，才能進一步深入研究教科書所帶來的學術價值。

比如，后藤朝太郎的研究是日本學者第一次運用近代西方語言學理論比較科學、系統地分析現代漢語，建立了一整套研究現代漢語的學術模式，并把它作為一門學科來對待，從而開啟了研究現代漢語的新時代。

比如，對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編撰者的語言意識，如語音意識、語法意識、詞匯意識的闡發不夠。日本學者編寫的漢語教科書體現了其對當時漢語語音、語法、詞匯以及語言教育的認識，已經形成了比較成型的語言觀念。

比如，對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之間的繼承與創新關系研究停留在表面上，僅以體例研究代替內在關系研究。我們認為這是不夠的，體例只能顯露部分乃至很少一部分內在編撰理論關系特征，大量的內在編撰理論關系特征必須通過其他途徑獲得。

比如，對部分日本學者編撰漢語教科書旨在進行文化侵略的目的性認識不足。有相當一部分日本學者編撰漢語教科書旨在進行政治、軍事、文化侵略，如《自邇集平仄編——四聲聯珠》（福島安正編輯，英紹古校訂）一書。顯然該書傳授漢語只是幌子，刺探中國各個方面的機密才是真正目的。可見，日本學者編撰漢語教科書的歷史反面作用不能等閑視之。

比如，沒有能夠從教科書體現的編寫“類別”特點出發認識其價值。每一本漢語（包括漢語方言）教科書都有自己的個性特征，如果沒有深入挖掘，就談不上科學地總結編寫特點；沒有總結編寫特點，就不能加以橫向與縱向的比較，當然也就難以認識其學術價值所在。日本學者并沒有宣稱自己已經建立了漢語會話分析系統，但卻已經能夠很好地運用漢語會話分析理論研究漢語會話材料。

比如，很少從語言學習者的角度觀察教科書的實用性特點以及教學效果。日本學者編寫漢語教科書，大多是速成會話教科書，可以看作是由戰爭的狂熱所催生的漢語教科書畸形發展的實證。我們可以深入探討日本學者在編寫漢語教科書時，著眼于學習者強調實用性的特點究竟有哪些表現。我們應該對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編寫的內在和外在機制、編寫的需求機制以及速成教育的功過得失、速成非正規化的優勢與劣勢、日本明治時代漢語速成教科書的現代意義等問題作出更為周到細密的分析。

此外，這種不夠深入還表現在：對漢字文化圈視野內日本學者編寫教科書的語言特點挖掘不深；日本漢語教科書本土化的語言研究歷史線索需要進一步摸清；日本學者對口語與書面語關系的認識還需要甄別；對商業、軍事等特定領域漢語教科書編寫的重視，帶給今人的啟發尚待理清；散見于日本、中國及其他國家的日本明治時代漢語教科書還有待于進一步收集與整理等方面。

我們應該大力挖掘并編印日本漢語教科書文獻，不僅可以彌補六角恒廣、波多野太郎等文獻收集上的缺憾，更可以通過日本漢語教科書文獻的收集而開辟新的學術領域，進一步明確學術意識，轉換學術視角，以便適應當代中國“海外漢學”學術發展趨勢的基本要求，對此，學術界應共同強化認識、一起努力，真正提高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