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六祖壇經》對勘集釋”負責人、淮北師范大學講師

《六祖壇經》是一部記載禪宗第六祖惠能言行語錄的中國佛教基本經典。歷史上，《六祖壇經》從南方傳向北方，從中國傳入朝鮮和日本，晚近又從東方傳到西方，形成許多《六祖壇經》版本，如法海集記《六祖壇經》在敦煌地區比較流行，惠昕所述《六祖壇經》在日本比較流行，德異重刊《六祖壇經》在朝鮮半島比較流行，宗寶所編《六祖壇經》則是元代以后普遍流行的本子。歷史上還形成了許多《六祖壇經》的注解作品，除大量參究文獻外，還有一定數量的專著。特別是20世紀以發現古老的《六祖壇經》版本為契機，又創作了許多新的注解。《六祖壇經》的不同版本及注解共同構成詮釋《六祖壇經》的文獻群。20世紀以來，海內外有關《六祖壇經》及注解的整理與研究，大致有三種類型。

一是以敦煌本《六祖壇經》為主導的整理和研究。如日本鈴木大拙《敦煌出土六祖壇經》、孟東燮《敦煌本〈壇經〉的校訂本》、中島志郎《六祖壇經》；中國大陸郭朋《壇經校釋》、周紹良《敦煌寫本壇經原本》、李申與方廣錩《敦煌壇經合校簡注》、潘桂明《壇經全譯》、楊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鄧文寬《六祖壇經》、方廣錩等《敦煌本〈壇經〉校釋疏義》（進行中），臺灣地區潘重規《敦煌壇經新書及附冊》、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經校釋》；韓國金知見《校注敦煌六祖壇經》、鄭性本《敦煌本六祖壇經》；西方陳榮捷《壇經》、楊波斯基《敦煌寫本六祖壇經譯注》。這些著作都力圖對敦煌本《六祖壇經》進行謄錄和校釋，以求疏通義理乃至揭示早期禪宗歷史與思想，取得了不少共識。然而，由于研究者各自的學術積累以及立場和研究方法常有差異，加之敦煌本《六祖壇經》斷斷續續地出現，導致一些研究結論有所差別甚至相互矛盾。另外，不少研究者存在以此類寫本形成較早而貶低其他類型版本的傾向。

由敦煌本《六祖壇經》研究的帶動，惠昕所述《六祖壇經》和德異重刊《六祖壇經》的搜集整理和注解也分別在日本和韓國發展起來，代表性的著作是日本中川孝《六祖壇經》和韓國光德《六祖壇經》。除此之外，日本中島隆藏的《關于“曹溪南華禪寺建寺一千五百周年紀念”刊行德清校勘〈六祖壇經〉》是首次對明代德清校勘《六祖壇經》的研究。雖然這些研究不多，但整體上開拓了具有地域性《六祖壇經》注解的研究空間。

二是《六祖壇經》集成本。鑒于《六祖壇經》版本眾多，學者頗感不便，因此將多種版本合為一本，并予以簡要解說，遂成海內外學者的共識。如1944年《普慧大藏經》第16函便收有敦煌本、惠昕本、王起隆本及鼓山本四種典型的《六祖壇經》版本，是為郭朋《壇經對勘》的底本，對大陸《六祖壇經》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不過，由于其是重刻且有校勘乃至誤排，故不如柳田圣山以影印方式出版的《六祖壇經諸本集成》的資料性更強。柳本對藍吉富主編的《禪宗全書》之《六祖壇經諸本集成》和明生主編的《六祖壇經集成》影響較大，但此二本又各有特點。藍本不僅將張曼濤主編的《六祖壇經研究論集》納入柳本中，還收有鈴木大拙、丁福寶、許圣可、郭朋關于《六祖壇經》的校注；明本對柳本雖然增補了國內發現的新版本，但又刪除了其中一些版本。二者都沒有對現存日、韓乃至臺灣地區的一些重要《六祖壇經》版本予以收錄。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參考石井修道《惠昕本六祖壇經的研究》、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壇經〉殘頁譯釋》等關于某類《壇經》版本的集成著作。從整體上看，這些著作雖然提供了比較珍貴的重要《六祖壇經》版本，有助于較快掌握《六祖壇經》版本流傳概況，但其解說多數過于簡約。另外，這些作品雖然個別注意搜集近代《六祖壇經》注解，但仍有重要遺漏，且對古代《六祖壇經》注解的搜集整理也尚未啟動。

三是以宗寶本《六祖壇經》為主導的讀本。由于宗寶本自元代以來便是普遍流行的《六祖壇經》版本，所以一般古代的《六祖壇經》注解均以宗寶本為底本。這一傳統隨著敦煌本、惠昕本及德異本的重現而有所停滯，直至人間佛教運動在海峽兩岸蓬勃開展，才在學術界和佛教界重興起來。佛教界如星云《六祖壇經講話》、凈慧《壇經一滴》等，學術界如魏道儒、李申、吳平、葛兆光、洪修平、王月清、陳兵等先后都有關于宗寶本《六祖壇經》的讀本面世。比較而言，佛教界著作多結合當下現實社會人生進行注解，學術界則多注重闡發其所蘊含的古代社會人文情境，面向的都是一般讀者，相對缺乏深刻的學理分析。整體上看，在這些宗寶本《六祖壇經》讀本中，雖然涉及一些古代《六祖壇經》參究和注解的部分內容，但全面搜集和深入研究工作尚付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