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清華大學教授、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本文系“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序，標題為編者所加

《系年》載“秦之先人” 資料圖片

李守奎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正順利實施，已經取得一系列顯著成果。現在他所主編的“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成稿共12種，即將交付出版，是對有關研究的一大貢獻。

“清華簡”即清華大學收藏的一批戰國竹簡，是在2008年7月自香港搶救入藏的。《系年》系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全書由138支簡構成，首尾完具，保存良好，自從在整理報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二輯公布以來，業已受到國內外有關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有些學者以《系年》的發現與西晉初年發現的《竹書紀年》相比，并不能說是過譽。

大家知道，在晉武帝即位后不久的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或說遲一兩年），汲郡即今河南汲縣偶然發現了一座戰國晚期的魏國墓葬，出土了一批竹簡書籍，被稱為“汲冢竹書”，其間最重要的是史書《紀年》。《紀年》經過當時學者束晰、荀勖、和嶠等悉心整理，知道其中記述了上古（或說自夏商）以至戰國的史事，是魏國人編纂的通史性書籍。《紀年》的發現非常重要，然而由于隨后的社會動亂，只有少數學者參考引用，至唐代就亡佚了。至于在明代流傳的所謂今本《紀年》，乃是后人擬作的偽書，不足為據。直到晚清，才有學者著手系統輯錄《紀年》佚文，企圖恢復古本原貌。古本《紀年》在古史研究中起的重大作用，是眾所周知的，在此不必縷述。

從《紀年》發現到現代，一千七百多年之間，再沒有類似的史書發現。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盡管出土了若干批戰國時期的竹簡書籍，也沒有見到像《紀年》一樣的史書。這就說明了為什么清華簡《系年》的出現，是那樣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和注意了。著名學者王國維曾稱汲冢竹書為中國歷史上的重大發現，我們對于《系年》的價值也應有足夠的估計。

《紀年》和《系年》都是戰國時人編著的史書，而且如一些學者已經指出的，兩者在記事上頗有可以互相印證聯系之處。不過仔細考察，《系年》還是有許多不同于《紀年》的特點。首先，兩書的寫作時代有別，作者國屬也不一樣。《紀年》成書于戰國晚年魏惠王時，作者本于魏人立場，于周室東遷后用晉君紀年，分晉后用魏君紀年。《系年》則作成于戰國中期的楚肅王時，比《紀年》更早幾十年，作者雖可能是楚人，卻不局限于楚的立場，甚至對楚國時有微詞。這一點，有可能使《系年》的記事有更多的客觀性，與《紀年》不同。

《紀年》敘史始于上古，《系年》為什么只上溯到周初？我覺得這并非作者志在做一部斷代史，而是與其撰寫的實際目的有關。2011年，我在《文物》雜志上介紹《系年》時，即已說明，《系年》始于武王克商，而且有關西周的記載僅限于書的前四章，即使這四章所說重點也在于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諸侯國怎樣興起，這表明《系年》作者的主旨是在為書的讀者提供了解當前國家大勢的歷史背景，同時起到以史為鑒的作用。由這個方面看，《系年》與《紀年》又是不大相同的，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系年》的讀釋研究，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該書篇幅雖不很長，卻是言簡意賅，相當古奧費解，通篇所用楚文字，也有不少需要專門釋解的地方。我們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所作整理報告，盡力做了整理考釋，然而限于學識和時間，我們的工作只能說是初步的，僅是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準備和基礎，這是我在幾篇小文里反復說明過的。

實際上，像《系年》這樣的新發現，內涵十分豐富，有關問題牽涉到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等學科，要想深入探索，必須進行多角度、多層面的多學科綜合研究，才能期待達到比較理想的效果，并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企及。有鑒于此，李守奎教授在負責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進程中，特意組織了這套“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已完稿的這12種專著，不僅有歷史、考古、古文字、古文獻等方面的考察研究，還擴大到像史學史、書法史等一般較少觸及的范疇，真正體現出多學科聯合攻關的特點，在最近學術界類似項目的工作中是比較罕見的，這是出版界和學界的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