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日本侵華戰爭‘慰安婦’資料的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戰爭時期的難民往往是最弱勢的群體，因此對于難民的救助，充分體現了國際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大愛精神。在眾多對于二戰難民救助事例中，中國上海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難民最多的城市，也是拯救難民最出色的城市。猶太難民區和南市難民區的兩個案例，共同體現了上海這座城市的堅強品格、國際主義精神和人道主義光芒。

猶太難民的“諾亞方舟”

當希特勒發動反猶浪潮時，英國發表了嚴格限制猶太移民進入巴勒斯坦的白皮書，美國也對猶太難民關上了國門。這時，中國人民和上海這個都市向猶太難民敞開了大門。從1933年到1941年，大批從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人遠涉重洋來到上海，總人數接近3萬，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仍有2.5萬名左右的猶太難民把上海當作他們的避居地，他們稱自己為“上海猶太人”。僅后一個數字就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新西蘭五國當時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

1943年2月，侵華日軍在上海虹口建立“無國籍難民指定區”，對猶太難民進行管制。這個不到1平方公里的難民區，猶太人稱為Shang Ghetto——上海隔都。

在艱苦歲月里，猶太難民與他們的上海鄰居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們同病相憐，奏出了一曲跨文化交流和患難與共的動人樂章。猶太人與上海人一道生活、一起過中國年，在饑餓的時候一起分享極少的食物。猶太小孩和上海孩子攜手在學校上課學習，在弄堂里玩耍，可以說上海人民與猶太人朋友是患難見真情。后來成為美國財政部長的麥可·布盧門撒爾曾回憶說，上海鄰居們總會微笑著打招呼，有時會邀請我們到他們家吃飯，甚至借房子給我們住，盡自己所能幫助我們。臨近二戰結束時，有一次美軍在轟炸一處日軍軍事目標時，有幾枚炸彈掉在了難民的住宅區，造成了幾十名中國人和猶太人死傷。當時，居民們不分國籍，紛紛投入到救護互助之中。著名生物學家卡爾·貝特漢姆至今還記得當年在中國鄰居家吃的一頓年夜飯，“就吃了那一頓飯，我一下子學會了使用筷子！”雖然戰后難民們相繼離開上海，但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卻永遠存留著一份珍貴的上海記憶。

今天，鐫刻著13732位上海猶太難民的“上海名單墻”，成為全球唯一一個以拯救為主題的幸存者名單紀念墻。上海霍山路的猶太難民紀念館和青浦的“上海猶太紀念園”，成為展示這段往事的紀念場所。

除了上海，哈爾濱、青島等地也接納了一些猶太難民。1992年12月，以色列總統赫爾佐克作為第一位訪華的以色列國家元首來到中國，特地訪問了上海猶太難民遺址。他對中國領導人說：“中國人民在猶太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幫助了我們，以色列人民對此不會忘記。”在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之際，以色列駐滬總領事館專門拍攝了宣傳片《感謝上海》，表達對中國人民的感激之情。

救助30萬中國難民的南市難民區

舊中國戰亂頻仍、災害不斷，法國人饒家駒（Jacquinot）神父曾多次參與各種人道救援活動。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后，日軍轟炸引發難民潮，大批戰爭難民涌入上海華洋交界地區，情況十分危急。這時，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饒家駒聯絡中外慈善團體，發起建立保護難民的安全區。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劃定民國路（今人民路）、方浜中路之間的區域為南市難民區，饒家駒任難民區監察委員會主席。

難民區于1937年11月9日成立，延續至1940年6月30日，在這個不足1平方公里的難民區，建立了130個收容所，開辦了24個糧食分發中心和24個集體食堂，構建了票證系統，所有貧困難民都享有獲得口糧的權利，每人一天能領到6兩米（舊制16兩為1斤）。大難當頭，上海各界紛紛慷慨解囊。伶界曾發起義演，集款資助難民；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定期給各收容所發放現金；上海地方協會也捐助了巨款；冬季來臨前，上海市商會發動全市的棉花店捐獻棉花、布店捐獻布匹。難民區里設有3家難民醫院、1家產婦醫院以及1家災童醫院，還有1家殘老院。1938年5月，饒家駒飛赴美國、加拿大，為難民募捐。在白宮，羅斯福總統提供了70萬美元。

饒家駒每天在難民區巡視，指導救助。他喜歡和難民在一起，經常牽著兒童的手，撫摸他們的頭，從口袋里掏出糖果給他們吃。饒神父和大家一起經歷著危險。一次在難民區與非難民區的交界線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飛來的彈片撕開了長長的口子。還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槍頂著他，他毫不畏懼。在“難民之父”、“中國之友”饒家駒的領導下，南市難民區共救助了30萬中國難民，使他們免遭屠殺、流浪的慘劇。南市難民區于1938年被第16屆國際紅十字會視為世界范圍內戰時保護平民的成功范例。

中國共產黨人也積極參與了難民救助工作，并在中共江蘇省委設立難民委員會。參與難民工作的有劉曉、劉長勝、沙文漢、王堯山、張愛萍、曹荻秋、陳國棟等，他們曾以“移民墾荒”的名義輸送大批難民中的優秀分子到新四軍中去，充實壯大了抗日隊伍。

難民救助模式成為國際法

這個戰時各方有義務保護平民的“上海模式”，后來推廣到南京、漢口、廣州，乃至世界各國，并推動了1949年《日內瓦第四公約》的訂立。

在成功創辦上海南市難民區后，饒家駒又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中國內陸地區，積極參與中國其他地區的難民救助。饒家駒認為：“這個經受過考驗的實踐（即南市難民區）已經拯救了中國很多非戰斗人員（這是在我們極其缺乏經驗和受到當地極大阻礙的情況下取得的），因此，我們有個合理的想法，這個方法能夠同樣地應用到其他環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國人士仿效上海南市難民區，在南京設立國際安全區。而拉貝、華群（魏特琳）、馬吉等人在創建南京安全區時，正是通過饒家駒與日本方面進行交涉的，日軍拒絕設立安全區的意圖也是先告知饒家駒的。1938年10月漢口成立難民區，饒家駒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與日本總領事日高等多次討論，形成備忘錄，然后赴重慶游說宋美齡，從中方爭取到大筆救濟資金，同時也與美、英、法等國代表會商。漢口難民區成立時，饒家駒擔任委員會臨時主席，并說服日軍，使難民區免于日軍的轟炸。盡管饒家駒曾設法與漢口的日軍交涉，但難民區的難民被日軍強拉做苦力、被隨意逮捕殺害的情況仍大量發生。饒家駒還致力于救助廣州難民。1938年10月24日，經中日雙方同意，廣州設立難民區委員會，并設立了5個救援中心以保護平民。

饒家駒回到法國后，繼續推廣難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此時的饒家駒已經62歲了，但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仍東奔西跑，為救助難民而奔走呼號。二戰結束后，饒家駒赴柏林從事善后救濟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敵國的德國民眾。因勞累過度，1946年9月10日，饒家駒在柏林去世，終年68歲。

1949年8月12日，63個國家的代表在瑞士訂立了《關于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即《日內瓦第四公約》，該公約對“上海模式”進行了定義，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了一部完整的關于保護戰爭或武裝沖突受難者的“國際人道法”的法典。現在，這部“國際人道法”已經廣為國際社會接受，加入該公約的國家已達196個。同樣，安全區的概念被普遍使用，聯合國安理會也建議并批準推廣安全區來保證戰時平民的生命安全。

饒家駒曾指出，難民問題是全人類的問題，向難民提供救濟是今天的世界面臨的最為重要的人道主義問題。饒家駒曾發誓要為不幸的人盡自己最后的力量。他的言行正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評價亨利·杜南對國際紅十字運動的貢獻時所指出的：“紅十字會跨越國界、種族、信仰，引領著世界范圍內的人道主義活動。”饒家駒堪稱20世紀世界人道主義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