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已經證明，中華民族有著高度文明自覺的優良品格。所謂“高度文明自覺”，不僅指中華民族對自己創造的文明具有高度自信，而且指從古至今中華民族始終采用各種方式力求將自己的文明繼承下來，并發揚光大、傳承下去。典籍是文明傳承的主要載體，皓首窮經、孜孜不倦整理古籍的人士前赴后繼，代有人出。在此進程中，中華古籍經歷寫本、刻本、近現代印刷本等不同時期，現已踏入數字化的大門。

古籍整理尚處初級階段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人類社會已進入數字化時代，古籍整理也開始利用數字技術，但總體看仍處于數字化初級階段，沒有真正擺脫傳統古籍整理模式束縛，沒有真正發揮數字技術優勢以開創古籍整理新局面。

所謂古籍整理處于“數字化初級階段”，主要體現在目前推出的古籍整理數字化成果，大多為紙本古籍整理成果的介質轉換，亦即將古籍由紙介質直接轉換為數字化介質。舉例而言，利用近現代印刷技術推出的古籍有排印本、影印本兩種形態。與此相應，初級階段的數字化古籍，也出現用文字錄入方式形成的電子文本及用圖像掃描方式形成的掃描本。四種文本兩兩對應，只是前者為紙介質，表現為一本一本的實體書；后者為數字介質，可以利用網絡傳播，在顯示器上閱覽。但無論是傳統古籍，還是數字化古籍，目前大抵屬于平面展現。當然，初級階段的數字化古籍已經與紙本古籍不可同日而語。比如，無論是排印本，還是影印本，不少數字化古籍都可以實現全文檢索。有些數字化古籍采集檢索點，建成關聯數據庫，初步建立起相關的知識網；有些數字化古籍采用圖像技術，營建虛擬場景等等。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利用數字技術建立的古籍目錄數據庫，其強大的檢索功能使得紙本目錄索引類著作瞠目難及。但是，由于目前古籍整理界還沒有真正擺脫傳統古籍整理模式的束縛，從而使上述數字化成果的質量也難以突破傳統古籍整理的水平，限制了數字化古籍各種功能的充分發揮。

所謂“傳統古籍整理模式”，簡單講就是東漢劉向總結的“校讎”方式。所謂“校”，指某人對某一文本進行閱讀，依據上下文理，校正錯誤。所謂“讎”，則由兩人合作，一人執一本宣讀，一人對另一本逐字核對、校改。隨著時代的發展，后代的古籍整理逐漸演變為由某位整理者一人校對兩本或數本，最終定稿。一個人，無論學術水平多么高超，能力總有局限；無論工作態度多么精審，人力終有窮盡。所以，采用這種方式完成的成果，難免存在種種不足，以致自古流傳這樣的感慨：“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任何一位古籍整理者，都不敢說自己的工作盡善盡美。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某類文獻、某種典籍，不少整理者反復進行整理。如敦煌變文、敦煌本《壇經》的整理校注本，據我所知，至少都在10種以上，多的甚至超過20種。雖則如此，至今尚未出現一個學界公認的“善本”。大量勞動的付出，其間有多少有效勞動或無效勞動，實難統計。

問題還在于，傳統古籍整理雖然為讀者提供一個整理本、一份校勘記，讀者可以對照校勘記閱讀整理本，但由于整理者沒有提供他所依據的原始資料，因此，如校勘工作本身有疏漏，即整理本的錯誤沒有反映在校勘記中，或校勘記不能反映底本、校本的真實情況，讀者就頗為困惑了。例如，國內某權威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四史，向來被視為古籍整理的翹楚，但至今依然有人不斷發現問題，提出商榷，原因就在于此。學術研究要依靠文獻資料，如果文獻本身的準確性無法保證，那學術研究又如何保證水平、不出錯誤？

數字化將大大提升校勘效率

利用數字化技術，開創古籍整理新局面的基本原則：一是起于最底層。古籍整理要從最基礎原始資料的圖形文字、書寫符號的切割開始。亦即將所有用于校勘的古籍原本上的全部文字與符號統統切割下來，存入數據庫。二是信息全覆蓋。信息采集要覆蓋原本上的全部原始資料，亦即保留原本中一切可供研究的信息。三是過程可追溯。利用數字化技術，通過人機互動的切字、認字、定字、校勘、標點等工作環節最終完成古籍整理。整個工作流程的每一步都有記錄，都可以追溯與檢查，包括每一環節所用資料、所做工作、所得結果。四是功能可擴展。界面友好，可與讀者互動，并可隨時根據新的情況擴展功能。

利用數字化技術，開創古籍整理新局面的基本思路：首先，從古籍原本最基礎的文字與書寫符號的切割、辨認開始，即把古籍原本上的每一個文字、每一個符號都切割下來，并將它們全部轉換成計算機可識別的具有計算機內碼的文字與符號，由此形成基礎工作文本與基礎字庫。基礎文本為一個與該古籍原本行文完全一致的數字化文本，以供校勘之用。在這里，傳統的底本、校本概念將被顛覆，所有原始文本在新的古籍整理工作中將處于平等地位。基礎字庫存儲該古籍原本的所有文字與符號，并保留其原始圖像形態，既供追溯檢查所用，又可作為文字研究者的研究資料。其次，系統排比基礎工作文本，提示整理者辨析異本。古籍在流傳過程中時有異本產生，異本可以參校，不宜混同。故正式校勘之前，必先區別異本。再次，校勘與標點。有經驗的古籍整理者都知道，一般來說，用于對校的兩個文本的差異不會超過10%。但校勘者必須耐住性子，一個字一個字去校，唯恐有所疏漏。因此，校勘中付出的勞動，幾乎有90%以上屬于無用功。而由系統自動比對不同文本，如果對應的文字相同，系統自動忽略，僅將不同的文字用色標顯示，提示研究者進行勘校。這樣，研究者固然還需通讀全文，但就校勘環節而言，工作量可以減輕90%左右。不僅如此，系統針對不同情況，設計了校勘記的規范表述格式并按要求自動生成校勘記。研究者進而可利用該系統同時對文本進行分段、標點。

由此完成的數字化整理本，將充分利用數字化技術多層次、多功能的縱深優勢，將被整理古籍的文字、文物、文獻、研究史等各種信息鏈接為一個整體，予以立體化呈現。該成果將具有開放性，為讀者提供互動平臺。讀者可以在該平臺追溯、檢查整理者的全部工作及所用各校本文字、符號的原始圖版，評點整理者的工作，提出修訂意見，使整理本得以不斷修訂錯誤，逐漸升級，最終臻于至善。這種數字化互動模式將徹底改變古籍整理中大量出現重復勞動的現狀，使每個整理者的工作、每位讀者的修訂都成為對該被整理文獻的有效學術積累。這種整理本也將為知識點的采集、知識網的構建等各種后續工作賦予更加堅實的基礎。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遺書數據庫建設”首席專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