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綜合編輯報道 中國學者究竟應以怎樣的立場和方法研究中國學問？這是學界長期聚訟不已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的一次討論熱潮主要集中于中西方思維觀念和研究道路的碰撞，“以西解中”成為此后主要研究方式。世紀之交，從比較文學、古代文學到中國哲學，學界又掀起一輪關于研究范式的討論熱潮，尤以中國學術的合法性為關注焦點，論者多主張“以中解中”，建構文化自主性。隨著對傳統文化理解的深入，如何增強中國傳統文化自主性和感知力，建立自身獨到的、從傳統內部生發出來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范式，非常重要。

有鑒于此，《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在2015年第1期設置“思想與范式”研究專欄，刊發北京大學哲學系張祥龍教授的《中國研究范式探義》、北京大學哲學系吳飛教授的《尋求現代中國學術的成熟范式》、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中文系伍曉明教授的《作為范式的語言，作為語言的范式》等3篇論文，以期引發有關方法、范式和道路的研討，推動中國學術、中國文化在新形勢下的新發展。

該組論文共同反省了20世紀中國學術界盲目采納西方某些不適宜于中國自家思想特點的研究方式，并以之為模板，在中文世界里構造出相關的現代研究范式，以便剪裁和解釋中國古代材料。三位作者都希望通過這種反省找到新的研究范式，以善待中國自家文本和思想世界，有選擇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模式，形成中國自己的當代研究范式。

張祥龍教授認為，“20世紀是西方研究方法全面覆蓋中國學術的時期”，但不同意盲目地“以中解中”，理由是在對中國人而言中西已經全面交纏的世界里，任何可理解意義上的“中”已經含有“西”。但“以中解中”有重要意義，因為主流研究方式太缺少真實的“中”，關鍵是找到中西之間情投意合的而不是粗暴歧視的結合，形成一個充滿活力的新研究范式。

吳飛教授認為，西方理論的涌入帶來了范式問題，導致很多學問無法與深厚的學術傳統銜接，使中國文化深層特點難以體現。但這并不意味著，20世紀所有新范式的確立都是有內在缺陷的。要真正形成“以中解中”的范式，必須對西方思想傳統和晚清以來的學術傳統有更全面、更真切、更深入的了解。現代中國學術的真正挑戰是如何在新視野中講出中國文化的味道。

伍曉明教授認為，具體研究模式或亞模式后，還有更根本的學術范式，即不可被形式化的、總處于變化中的學術語言。要糾正現有研究范式的弊端，一方面不能忽視現存范式的西方化問題，另一方面不應只強調標準化的國際接軌，而不考慮如何保持范式的中國特色。關鍵在于調整、改造中國學術共同體使用的學術語言，在漢語提供的所有可能性中，通過對這一語言的創造性使用，在拿來西方和回溯中國的努力中，不斷創造更適合中國學術研究的新語言。

“中國思想與文化研究范式”研討論文引起學界廣泛關注，產生良好社會反響。《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15年第2期轉載了張祥龍教授的論文。《上海大學學報》主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董乃斌研究員來電稱：“看后對范式討論最感興趣，也最獲益。”“研究范式是客觀存在的，是人們不約而同甚至不自覺地遵奉的，范式究竟如何形成？如何起作用？如何才能變革？值得仔細探討。”“三篇文章都好，關鍵是問題提得好。下一步要落實到各個學科——范式是否也有層級？”“最根本的還是總研究層面的范式。這些論文大體是從總范式的高度來談的，不知今后是否準備談些具體學科的范式問題？”

（羅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