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代轉型中五四散文與晚清散文的關聯研究”負責人、常熟理工學院教授

文學史研究應回到歷史存在的現場中，秉持唯物的、歷史的觀點，尊重文學史演化的本真。同時，歷史的存在也是復雜的，不僅要堅持辯證觀點，以系統的方法觀察其中的關聯，還要在對立中發現統一，在看似斷裂的事物中，探索其間的相關邏輯。正如黃子平等學者所言，“當我們論證那關鍵性的‘斷裂’時，斷裂正是一種深刻的聯系，類似臍帶的一種聯系”。

文脈：無法斷裂的晚清

過往我們言及五四散文與晚清散文的關系，往往因隨歷史的斷代而將其作簡單化的斷裂，或者僅僅將它們視為異質的對立物。清代散文由“桐城派”主導，到了晚清終究因“奄奄無生氣”而走向式微。在五四文學革命中，“桐城派”散文成為“革命”的對象。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直言，“今日吾國文學，悉承前代之敝。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錢玄同甚至視“桐城”為“謬種”，“選學”為“妖孽”。這樣，以“桐城派”為標志的清代散文與五四散文之間，就似乎只有斷裂而沒有內在聯系了。由此，便生成了一種思維定勢，研究五四散文所受此影響，通常關注的是晚明和國外的因素，形成“晚明說”和“外國說”。周作人認為，“現代的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這與其說是文學革命的，還不如說是文藝復興的產物”，“我們讀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覺得與現代文的情趣幾乎一致”。朱自清則相反：“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

歷史的真實到底怎樣？有了近百年的歷史間距，今天的學者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歷史的本真。實際上，五四散文受到的不只是晚明散文和外國散文的影響，而是多維的綜合影響，晚清也是其中非常重要卻被明顯忽視了的影響因素。五四散文與晚清散文的關聯，是五四散文所具有的多種關聯中最為重要的關聯之一。這不僅因為五四與晚清之間具有直接的歷史接壤關系，而且兩者還存有許多細節化的邏輯聯系。晚清散文以內在慣性跨越辛亥民初而繼續地運衍著，五四散文也歷史地承接著晚清散文，并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生成新的品質。五四散文正是接受了多種影響，并在新的社會文化生態中實現創造性的現代轉型。

魯迅、周作人：晚清的“過來人”

五四散文與晚清散文的關聯體現在諸多方面，最為直接而顯見的關聯是作家主體的關聯。魯迅1881年出生、周作人1885年出生，胡適小魯迅10歲，作為五四散文雙子星座、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周氏兄弟、胡適和許多五四散文作家都是晚清的“過來人”。晚清對于他們不僅是一個出生的時代，更有著思想精神層面的影響。周作人曾回憶：“癸卯年（1903）三月，魯迅給我一包書，內中便有《清議報》匯編八大冊，《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各三冊。”這一細節表明晚清思想、文學是魯迅、周作人的重要資源。胡適在他的《四十自述》中，也說到梁啟超的影響：“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我們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震蕩感動的。”綜觀晚清五四散文家文化身份，可以看到，基本上由“文人”性情書寫、“學者”知識演繹和“知識分子”思想啟蒙組成，他們中的一些人完成了從“文人”、“學者”到“知識分子”的角色轉換，如梁啟超、陳獨秀、魯迅等。這些角色轉換了的散文作家以時務關注和文化批評為己任。不同于古代散文作家的重要一點，還在于晚清五四主流散文作家如梁啟超所說的，他們經由“鄉人”、“國人”而成為“世界人”。當然他們具體的心路歷程和價值取向等并不相同，梁啟超等熱衷于政治維新和從集體的角度“新民”，魯迅、周作人等更多地倡導和實踐“人”的文學。

“文界革命”與“文學革命”

晚清有“文界革命”，五四有“文學革命”，雖然提出的背景和內涵并不相同，但僅是一字之異就表明了兩者之間是有不少接近性的關聯的。“文界革命”直接指向散文的革命，要義是“歐西文思”和“雄放雋快”。“文學革命”雖然不是直接言說散文的革命，但意旨以及用以論證的材料關聯著散文。我們將陳獨秀的相關言說與梁啟超關于“文界革命”、“新文體”的表述比對閱讀，就可檢索出一些具有相通性的關聯詞。如關于語言表達，陳獨秀有“平易”、“明了”、“通俗”之語，梁啟超則強調“平易暢達”，“雜以俚語”之辭；如說作者寫作的精神之勢，陳獨秀以“目無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寫世”狀寫，而梁啟超則用“雄放雋快”、“縱筆所至不檢束”、“筆鋒常帶感情”形容；如說作品新質的生成，梁啟超主張采用“歐西文思”，而陳獨秀則以“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這些含有西學因素的命名加以標示；如對待傳統古文的態度，梁啟超是“夙不喜桐城派古文”，陳獨秀也是“不滿于昌黎”，不滿“桐城派”散文。分析語言表述上的這些細節，可以感知“文界革命”和“文學革命”其間存有的一些具體而微的契合。當然，兩者間的不同也是顯見的，在梁啟超那里，“文界革命”還只是一種思想的碎片，而在陳獨秀、胡適、周氏兄弟這些五四新文學倡導者這里，對于“文學革命”話題的探討，是以較為系統完整的形式展開的，表明五四新文學家對于文學革命的倡導已不是起于一時的感念，而有著較為系統的設計和相應的理論支撐。

報刊：散文寫作與傳播的載體

五四散文與晚清散文代際間的邏輯，非常重要的是邏輯載體，即散文的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

古代中國文字是貴族與文人的私權，是身份的象征；詩與文為文學正宗，更多的是在體制和系統內寫作、傳播。而到近代，如梁啟超所說，“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為報刊而寫作，是晚清五四時期散文重要的特點。這一特點也最具文學史的意義。以報刊為媒介載體，自然有別于傳統散文的寫作方式和傳播方式，它對散文的價值取向、選題立意、文體制式、語言表達等產生全方位的影響。這時的報刊是具有某種社會傳播功能的“公器”，它所必需的讀者意識以及需要切入時代主題的媒體策略，決定了散文開始由個人自賞的小格局走向關乎國家民族建構的宏大言說。“桐城派”散文奉行義理、考據、辭章，而曾國藩增加經濟一項，即是順乎時代大勢的表征；晚清流行的“報章體”散文更說明了散文因“報章”而變體的事實。其實“報章體”不僅特指梁啟超時期的“新民體”、“時務體”，五四時期的“隨感錄”在時務關注和思想啟蒙方面，與“報章體”的旨趣是近似的。

有一種現象不難發現：晚清五四時期的一些報刊，成為當時主流散文作家寫作的基本載體，而他們中的許多人是這些報刊的主編、主筆或主要撰稿人。王韜《循環日報》、梁啟超《新民叢報》、陳獨秀《新青年》、魯迅和周作人等《語絲》，是近現代散文轉換進程中的重要站點。報人與散文家的合體，影響到報刊散文的主題表達。晚清《時務報》等媒體，形成以“維新”、“新民”為宗旨的政治偏至的論說體散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散文的主題與時俱進，由“新民”置換成“立人”。報刊散文的價值是在進入社會傳播中生成的，所以語言的通俗化勢在必行。晚清新文體語言“務為平易暢達”、“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這是一種“過渡語言”，是對古代散文語言的改造，又為后來散文語言的現代轉化作了鋪墊。《新青年》從第4卷第4號起，所有著述都采用了白話，標志著現代白話散文的正式生成。這是散文語言在現代媒體生態中的一種必然。

歷史漸行漸遠。研究文學的歷史，既要遠觀，在歷史的大局中把握其中的關聯；也要近察，感受歷史發生的肌理，在細節處尋找歷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