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超：經營海外--我國學術外宣新方向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中國文化軟實力評估與增進方略研究”參加者、上海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

今年5月，世界中國學論壇首屆美國論壇在亞特蘭大成功舉行。這是世界中國學論壇自2004年創(chuàng)辦以來，首次嘗試中外合作、走向海外。論壇上，一些中美學者關于中美關系和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理性言論產生了積極影響，有利于為9月習近平總書記訪美創(chuàng)造建設性的話語環(huán)境，從而進一步鞏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社會和民意基礎。

首屆美國論壇是我國學術 “走出去”在海外的成功落地，對做好今后的學術外宣工作具有啟示意義。一是表明對象國的社會精英階層應是我國對外宣傳的優(yōu)先工作對象，而各領域專家學者充當學術“走出去”的行為主體，具有天然合理性和正當性。二是證明國內有實力的學術單位在我國學術 “走出去”方面，不僅可以有所作為，而且完全應當大有作為。這需要政府有關部門的全盤謀劃、統(tǒng)籌安排，賦予學術單位從事國際學術交流的外宣功能，并積極將其效用最大化；需要有條件的學術單位大力配合、主動承擔，積極參與或組織高端學術對話，講述中國故事、擴大中國聲音、傳播中國價值，推動國際學術話語權的中國轉向，以批判、合作的精神構建互聯互通的全球價值鏈。

盡管首屆美國論壇的成功進一步堅定了我國學術“走出去”的信心和決心，但目前我國學術“走出去”從概念到實踐，還只是對外宣傳工具箱中的新生事物，并沒有形成一套成熟完備的運作模式，整體上仍處于制度性的初步探索階段。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對學術“走出去”還存在一些認識誤區(qū)，并反過來制約取得更大進展的可能。這里主要談一談對學術“走出去”成敗具有關鍵性影響的三組關系，也是現階段較為突出的實踐問題。

第一，職能部門和學術單位的關系，涉及主體定位問題。目前，我國學術“走出去”的主體有兩個，一是國務院所屬的對外宣傳職能部門，一是全國范圍內各級各類學術單位。很多人認為學術“走出去”的“實質主體”應該是大多數時候隱于“幕后”的政府職能部門，各學術單位不過是出現在“前臺”的“形式主體”，是協(xié)助、配合并服務于前者的。實際上，這是一種囿于傳統(tǒng)而無視新時代的陳舊思維和意識。在全球化時代，社會因素的崛起帶來了外宣的民主化、社會化轉型。正如牛軍所說，“中外交往的歷史敘述從國家之間的關系史，轉向人與人——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國家間關系的長足發(fā)展既沒有也不可能替代中國人與外國人在各領域和各層次的交往。”包括學術單位在內的社會力量參與外宣事業(yè)并在其中發(fā)揮主體性作用，是新世紀以來我國外交事業(yè)發(fā)展的新特點。此間，政府部門和學術單位的關系是并列、并行、并重的，只是各自分工有所不同。

第二，政治實踐與學術交流的關系，涉及屬性設置問題。對政府部門來說，學術“走出去”是以學術為載體和內涵的對外宣傳活動，屬于一類政治實踐。對學術機構來說，學術“走出去”是具有公共外交功能和訴求的國際性學術活動，屬于學術交流范疇。基于此，很多人對學術“走出去”性質的認識模糊，認為二者似乎不應“合流”，也合不到一起去。這既是對可能的學術政治化的憂慮，也是對潛在的學術化政治的誤解。當前的國際社會，我國學術“走出去”本質上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通過將學術資源轉化為能夠影響對象國的軟實力，可以加強與外部世界的相互理解和認識，推進合作共贏與共同發(fā)展。因此，以增進國家利益的實現為旨歸，政治和學術并不矛盾，而是彼此觀照、相得益彰。在我國，學術“走出去”兼具學術性和外宣性的雙重屬性，國際上通行的所謂“政治正確”或保持學術的獨立性等，任何一方都不能單獨決定學術“走出去”的性質。

第三，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的關系，涉及體制建設問題。學術“走出去”重在實踐，實踐中人的因素具有決定性意義。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有人批評政府官員有時會顯得“短視”，只顧其任內的政績而不太考慮學術“走出去”事業(yè)的長遠發(fā)展，也不重視專家學者的意見和建議；專家學者則礙于對機關事務的認識有限，往往以學術交流質量為唯一標準，而不太在意是否具有宣傳意義上的足夠“陣仗”和“效應”。這種看法反映了部分現實，但不全面，也不深刻。在議題設置上，政府官員需要尊重專家學者的專業(yè)素養(yǎng)，以體現主題的學術性、前沿性、開放性；在宣傳策略上，專家學者需要遵從政府官員的組織安排，配合性地接受國內外媒體采訪，公開表達一些獨立見解和主張。唯此，學術“走出去”才會有公信力和影響力。而更深層次的要求是要加快推進相關體制建設，即借鑒西方的“旋轉門”制度，在政界和學界之間搭建“常來常往”的保障性機制，以保證學術“走出去”的良好品質。

總之，在我國“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中，學術“走出去”事業(yè)正處于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內外聯動、經營海外將是我國學術“走出去”的一個重要開拓方向，也將是進一步提升我國國際社會影響力、親和力、感召力的可行進路。在此過程中，應注意職能部門和學術單位的同等主體性、學術性與外宣性兼具的雙重屬性，以及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的互助性，這些既是我國學術“走出去”的重要特性，也是走出認識誤區(qū)的關鍵所在。